山西商人的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到明代已在全国享有盛誉。清代初期，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为此，后人尊称他们为“晋商”。
晋商首创了中国历史上的票号。“票号”是当时商人通商的一种方式，商路遥远，汇通天下，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
山西平遥的日升昌，便是中国票号的始祖，也是中国现代银行的开山鼻祖。它坐落于“大清金融第一街”平遥古城西大街的繁华地段。从清道光初年成立票号到歇业，历经一百多年，曾经“执中国金融之牛耳”，分号遍布全国35个大中城市，业务远至欧美、东南亚等国，以“汇通天下”而著名。
话说日升昌票号成立后，业务十分红火。其他晋商也纷纷效仿，票号很快就在平遥乃至山西发展了起来。到清末，山西票号在国内85个城市和日本东京、大阪、神户、朝鲜仁川、南洋新加坡、俄罗斯的莫斯科等地设立分号400多家。中国的兑汇业务基本上由山西票号垄断了。
而山西票号中，平遥票号又最为繁荣。票号在中国最繁荣的时期，全国共有票号51家，山西有43家，而平遥就有22家。平遥的日升昌更是票号中的佼佼者，它的分号最多、业务最大、信誉最好，在当时有“汇通天下”之称。当时，清朝的官僚、豪绅、地主、走私商人以及鸦片贩子都用票号兑汇，在太平天国运动后，山西票号的业务更加拓展到代户部解缴税款，为政府筹借、汇兑抵还外债、承借、承汇商款、还本付息等，甚至卖官鬻爵，行贿赃款都由票号过局。有人甚至说，山西票号实际上是清政府的财政部，由此可见山西票号当年的辉煌。
据介绍，当晋商前往江南、西北、东北及国境边贸进行交易时，汇票由“日升昌”太原票庄的专职人员用毛笔书写汇票内容。其笔迹同时通报“日升昌”遍布全国的51家大小票号。汇票书写时实行以汉字代表数字的密码法，并且定期改换，以防泄密。如“日升昌”太原票号留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一份防假密押是：“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表示1至12个月；“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私，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表示1至30天。“坐客多察看，斟酌而后行”，表示银两的1至10。“国宝流通”，表示万千百两。例如票号在5月18日给某省票号分号汇银5000两，其暗号代码为“冒害看宝通”。这些密押外人是根本无法解密的。这充分体现了当年日升昌票号经营者的聪明才智。
晋商文化也是后人赋予晋商的，更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实际上，有人总结晋商成功的根本在于儒商精神。当时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的晋商，有着很进步的经商理念。儒商精神的根本在“诚信”二字，这可能也是现代社会比较缺失的一种价值观念。进取、敬业、团队精神，亦是晋商成功的不二法宝。
后来，晋商逐步走向败落、衰亡。究其原因，主要有四：首先，明清晋商不过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政府，为封建政府服务而兴盛。但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
其次，“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晋商资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屡见不鲜。入清后，晋商购置土地者很是普遍。有民谣称：“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此谓“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骑坐。这句民谣反映了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的传统观念，要不山西也出不了那么多的“大院”。在这一传统观念支配下，其商业资本是无法向近代资本发展的。
再次，墨守成规，思想保守。当旧有的商业模式已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径。但由于晋商中一些有势力的财东和总经理思想顽固，墨守成规，以致多次失去票号改革机会，晋商终于失去昔日光辉。
最后，近代企业的投资见效周期过长。20世纪初，晋商中一些有识之士以高度热情投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但由于当时保矿运动的影响，其资本主要投入了投资额大、见效周期长、管理要求高、并受运输条件制约的煤矿业，而不是投资少、周转快、利润高的棉纺、面粉、卷烟等轻纺工业，致使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
山西近年来每年举行“晋商文化周”及其系列活动，旨在弘扬晋商精神。昔日的太原商业银行，现已更名晋商银行。但也不得不看到，晋商的辉煌一时是难以重振的。“新晋商精神”保不准也只是一个概念而已。但愿山西的商人们总结前人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从出发之地再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