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建筑”是一个现代的概念，传统建筑的话语体系里没有“绿色建筑”这样的术语，这一术语是在人类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转变和反思工业文明对环境、生态的破坏的历史阶段中提出的。
中国古代建筑的整个体系都是低碳的，因而也自然是绿色的。传统建筑，特别是民间的居住建筑，无不以就地取材为主，不同等级的建筑也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追求最佳的性价比。
各地的地理、气候、经济环境的差异性，使得中国民居的形态千差万别。在这千差万别的形态变化中，如果要提炼其共同的营造理念，可以借用老子在道德经里的那段话：“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也是中国古代社会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法则。
在中国传统建筑中，这个法则首先就表现在选址上，古代建造者常常将较为优越的地理气候环境作为首选，以较小的代价取得较好的宜居环境。逐渐地，这种居住环境的选择的知识体系被冠之为“地理”“堪舆”“风水”等称谓。如果有山遮挡，冬天便会更加暖和，如果周边有水面，空气的湿度便会更好，这种对于建筑环境、气候的考虑，其实就是当今绿色建筑的一个重要理念。
其次，在材料的使用上，传统建筑以就地取材为主。比如在木材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建筑材料便以木材为主；木材资源较为匮乏的地区，建筑材料便以砖、石为主；在江苏北部地区，村镇的普通住房大量使用秸秆作为屋顶材料。从这看来，中国古代的建筑智慧非常接近绿色建筑概念。这种合乎自然规律的态度还表现在古代中国将建筑称之为土木。木、土均来源于自然，最终在建筑材料的使命完成后又能够回归于自然。
砖、瓦等也是来自于“土”，这些建筑材料也会一直在新老建筑中持续使用，发挥其最大价值。中国现有疆域中的人口是到了清代以后才突破一亿，清代以前地广而人稀，尤其是在秦汉时期，原始森林丰富，这从越王墓里的木椁使用的木材尺寸就可以得知，距今2500多年的今绍兴一带，还有大量直径1米以上的巨大树木。距今3000多年前陕西石峁遗址中也使用了大量当时树龄就已经上百年的柏木用作砌城的紝木。使用木材消耗大量自然资源是工业社会及人口大量增长后才造成的问题。
晚期广西、贵州等地少数民族村寨地区为了解决建房木材的来源问题，实行山林采伐的轮作，这和当代北欧、加拿大森林地带的伐木轮作是同一原理。生土的使用在我国古代不仅历史久远而且成果卓著，从早期的半地穴式住房到高台建筑和叠山，直到至今在中西部地区乡村仍在使用的土坯建筑、窑洞建筑以及地面建筑中的里生外熟的墙体，藏族的阿嘎土屋面和楼地面等。生土热惰性好，冬暖夏凉，为人类创造了适宜居住的小环境。更有将生土建筑和农业生产一道经营的循环式营造模式。
半个多世纪前的华北、东北的农村以及县城的住宅里，一明两暗，明间烧火，次间的地面下和炕下边为烟道，属于地面采暖，过一两年，烟道要重砌，拆除的熏黑了的土坯用作肥料，农民高价到城里来买这种用过了的废土坯，相当于氮肥。自耕农的来自尘土、归于尘土的循环经济由此扩大到居住领域。
不仅仅是建筑材料，今天的被动式节能建筑，通过构造设计充分利用自然通风降低室内温度的设计手法，在传统民居中一直都是存在的。皖南楼居的民居中，利用小天井拔风和遮阳创造良好的底层和院落宜居环境。不少民间建筑使用冷摊瓦，造成坡顶建筑室内外的热压差，使得外部冷空气流入，将室内热空气从山花处的空隙或窗户中排出，保证了室内温度的舒适性。
现在，建设海绵城市提出做透水路面。古代中国多数地区贫穷，道路没有铺面，或者就是砂石、泥土路面，自然是透水的，只是每逢大雨道路泥泞。在讲究一些的皇家工程里，其铺地做法可看成是海绵城市的精致版。北京北海公园的团城，元、明、清三代都是皇家苑囿的一部分。
团城面积甚小，既不连山也不接水，高于城市道路六、七米，城上有几株白皮松，当年被封为白袍将军，如今依然郁郁葱葱，如果仅靠老天降雨，团城地高水都排走了，如何度过这八百多年？解放后，因一株白皮松开始枯萎，通过检查地下工程，才发现白皮松常绿的奥秘：团城砖铺地下面有一套复杂的蓄水排涝的沟渠工程，表面严丝合缝的砖块截面都是梯形，下雨时水从小缝中很快流到下边，回到蓄水沟中，蓄水沟下半部有大量锯末之类的腐殖土，沟中水位达到一定标高会从溢水口流出，沿溢流沟流出团城。团城下边的沟渠将一年要用的水分都蓄起来了，然后慢慢供给白皮松享用。类似的做法在太庙等地也都被发现。
传统民居中，很多低等级的穷人的住屋都可以发现类似的绿色措施。例如，苏北的蓑衣墙，秫秸屋顶，隔碱墙基，苏南的填建筑垃圾的空斗墙，闽粤地区的夯土墙垣等。建筑工业化时代的我们虽然不大可能完全照着古代的做法营建当代建筑，但是通过创新性转换，通过将绿色材料改性和工业化生产，通过当代设计者和建造者的构造设计和新型施工，将那些朴素又简单的绿色建造措施融入现代的营造体系里，完全是可能的。（朱光亚 江苏省设计大师 东南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