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革，开始面临新的社会思潮、外来科技文化及日寇入侵等的全方位冲击。鉴于此，此时期有见地的中华先贤们在内忧外患之中，均积极探索、重新思考与审视我国自身的文化体系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其中，中国古代建筑作为数量多、规模大的重要文化表征与物质载体，自然被纳入有识者的研究范围。
另一方面，此时期不少欧美、日本学者来华考察、研究中国古建筑。他们出版相关学术著作，一定程度上引起世界对中国建筑文化的重视，也进一步激发起中国学者自身的重视与热情，奋起直追。
在此特殊背景下，民国时期中国人自己研究我国古代建筑的专业学术团体——营造学社因缘而生，中国建筑史学、中国建筑考古学科亦就此肇始。
一、营造学社：中国建筑史学、中国建筑考古学科之肇始
中国营造学社创立于1929年，归功于朱启钤先生，地址在北平天安门西朝房内。
朱启钤先生认为“中国之营造学，在历史上，在美术上，皆有历劫不磨之价值”；更急切意识到“挽近以来，兵戈不戢，遗物摧毁，匠师笃老，薪火不传。吾人析疑问奇，已感竭蹶。若再濡滞，不逮数年，阙失弥甚”。急需沟通儒匠，深惧我国传统营造学之失传。
之所以命名“营造学社”，朱启钤先生曰：“本社命名之初，本拟为中国建筑学社。顾以建筑本身，虽为吾人所欲研究者，最重要之一端，然若专限于建筑本身，则其于全部文化之关系，仍不能彰显。故打破此范围，而名以营造学社，则凡属实质的艺术，无不包括。由是以言，凡彩绘、雕塑、染织、髹漆、铸冶、抟埴、一切考工之事，皆本社所有之事。推而极之，凡信仰、传说、仪文、乐歌，一切无形之思想背景，属于民俗学家之事，亦皆本社所应旁搜远绍者”。其实，这完全可视为朱启钤先生对自己建筑观的深刻阐释：建筑是文化事业之重要组成，营造是比建筑更综合的概念。“研求营造学，非通全部文化史不可。而欲通文化史，非研求实质之营造不可”。至此，朱启钤先生提出与明确了中国营造学的学科性质，把研究对象从作为物质载体的建筑实物，扩展到一切与建筑相关的文化事业，文化与技术并举，作为营造学社最初的学术思想，奠定了此后的学术思路。今天读来，越显深刻。
中国营造学社是国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重要起点，是中国建筑史学，也是中国建筑考古学研究之滥觞，朱启钤先生是其最重要之开创者、先行者。而一代建筑史学巨匠“北梁南刘”均认朱启钤先生为师，均是其学生。
朱启钤先生
二、营造学社辉煌：一代宗师“北梁南刘”
营造学社一经成立，便立即展开中国古建筑研究工作。
学社下设法式、文献两部，由梁思成先生、刘敦桢先生分任主任，并聘请一批受过系统建筑教育的专门人才，两室分别或合作进行研究工作，包括古建筑实地调查、测绘、研究，相关文献资料搜集、整理、探究等，均田野调查、理论探索并重，发表了众多高质量的学术调查报告、专著与论文，积累了许多有重大价值的历史文献资料。其最重要的学术成就，应是出版共7卷23期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先后加入营造学社的梁思成、刘敦桢两先生，成为其主将，“可以说是中国营造学社的两根顶梁柱，朱启钤先生的左右臂”。他们发表了大量具有学术代表性、开创性的成果，带领学社正式走上以“建构中国古代建筑史”为基本宗旨的学术路径。“南刘北梁”之说本就源自朱启钤先生，并称为中国建筑史学科奠基人。
“北梁”之梁思成先生，基于其深厚的建筑史学素养，向朱启钤先生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必须开展田野调查与古建筑测绘；二是要由清代建筑向上追溯历史的发展脉络，以期探索与建构作为东方三大体系之一的古代中国的建筑体系和历史构架”。这奠定了营造学社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基本方法，在此后的学术探索中，梁思成先生亦如此实践。
“南刘”之刘敦桢先生国学功底深厚、融贯古今、精于考据，在《营造法式》校勘方面做了不少细致工作，亦发表大量文献考证研究文章。同时，他十分重视对古建遗构实地调查研究。如《北平智化寺如来阁调查记》《定兴县北齐石柱》《河北省西部古建筑调查纪略》《苏州古建筑调查记》等，都是营造学社期间的学术专文，为理清当时国内古建筑实例遗存做了准备。
此后，营造学社发展壮大，也不断吸引新成员加入，为我国建筑史学研究及时注入新生力量。如刘致平先生、莫宗江先生、陈明达先生、单士元先生、罗哲文先生等，此不一一枚举。
刘敦桢与朱启钤、梁思成等人修缮北京天坛
三、营造学社传承：孕育、创立中国建筑史学、中国建筑考古学
1.中国营造学社的建筑考古学实践
营造学社初期，梁思成、刘敦桢两先生便以其敏锐的学术眼光看到了考古学对于建筑史学研究的作用，梁思成先生还曾赴殷墟考古发掘现场参观学习。其他成员，如莫宗江、陈明达先生等也曾代表营造学社参加了一系列的田野调查及考古发掘活动。足以说明，中国建筑史学在其发展初期，即营造学社时，就已经与同样勃兴于20世纪初的中国现代考古学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也体现在早期建筑史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中。
此后，无论是营造学社的成员，还是营造学社影响下的建筑史学者，都已经展开了建筑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研究，建筑考古始终贯穿于建筑史学研究的过程之中。也正是在梁思成、刘敦桢两位先贤创立，中国建筑史学、中国建筑考古学科孕育并得到快速发展。
2.卢绳《漫谈建筑考古》
早在1948年11月29日《中央日报》副刊《泱泱》第646期《漫谈建筑考古》一文中，卢绳先生就已深刻论及建筑考古，并涉及中国营造学社对中国建筑考古学科的重要意义：“紫江朱桂辛先生启钤，喜工艺，广收藏，又以民初掌内务部时，数辈营造之役，对中国建筑，尤具卓识，民国十八年左右，应友人之请，组织中国营造学社，邀集同道，从事研究，并决定从调查实物下手，而佐以历代营造图籍之整理，以期相互发明，二十年来，华北暨西南各省，足迹殆遍，在有计划的建筑考古工作中，此实为最理想、最有价值的组织”。
解放后后，卢绳先生“对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的诞生与学科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3.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建筑考古学
1965年，夏鼐先生先后两次请梁思成先生推荐建筑史学人才，到其领导的考古研究所，“专门从事建筑遗址的考古学研究及‘建筑考古学’分支学科工作……”直至1973年，杨鸿勋先生调进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现了夏鼐先生“搞建筑史研究，必须将考古与建筑结合起来”的愿望。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传统考古学逐渐与多种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相结合，开辟了以专业划分研究领域的“特殊考古学”或“专业考古学”，“建筑考古”学科即是其一。
值得提出的是，著名建筑考古学家杨鸿勋先生，进一步明确“建筑考古学”的概念与基本内涵，以及其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的必要性。1982年，杨鸿勋先生发表《建筑考古三十年综述（1949～1979）》一文，指出所谓“建筑考古”指的是针对建筑遗址所进行的考古勘察、发掘与相关研究。1987年，杨鸿勋先生出版专著——《建筑考古学论文集》，正式阐释“建筑考古学”的意义，他认为，“建筑考古学”是普通考古学分化出的一门相当重要的分支学科，“建筑史学将随着这门新生的分支学科的发展，而得以步入实质性的研究阶段”，指出其核心在于复原研究等。
曹汛先生认为“建筑考古学”既是建筑史的一个分支学科，又是可以与建筑史学并行的独立学科，认为其以史源学、年代学考证、类型学为研究方法，强调文献考证与实物考证并重。其中，古代建筑鉴定是建筑考古的重点和核心。
2009年，宿白先生出版《中国古建筑考古》专著。同年，侯卫东先生提出，要重视早期建筑考古与复原的研究。因为，古代建筑的复原研究曾经是中国古代历史建筑研究的重要领域等。
由于“建筑考古学”实际是建筑史学与考古学交叉的特性，其诞生与发展应基于一定的建筑史学与考古学基础之上。
四、中国建筑考古学科之未来展望
肇始于1929年的中国营造学社，由朱启钤先生所创，梁思成、刘敦桢两先生为主将，是中国建筑史学科成长、壮大的摇篮，也孕育了中国建筑考古学科的诞生。中国建筑考古学的成长，并不断向前推进，离不开中国营造学社及其众多成员，乃至在其影响下的众多建筑学者的学术传承与协力推动。就笔者所见现有史料而言，卢绳先生国内最早明确提出“建筑考古”概念者。
中国传统建筑源远流长，自成体系；中国考古学科引进消化，自有特色。现代的中国建筑历史学科与考古学科约略同时建立，各自发展、相互借鉴，殊途同归。就建筑史学角度而言，考古遗址、墓葬等均属于记载人类活动的建筑遗迹；从考古学角度看，无论地上建筑单体，还是地下建筑遗址，均可以借鉴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建筑与考古密不可分，建筑考古学科一定程度上展现了考古学未来发展的学术方向之一。
未来中国建筑史学科、建筑考古学科的发展与壮大，不仅是自身学科拓展的问题，某种程度而言，更是中国建筑学科发展与壮大的必然要求与前置条件，中国古典建筑历史文化是我国建筑科学发展之根源。
今天，中国建筑史学科仍然有着数不胜数的学术课题，亟待探索。“在学术研究中，我们已知者是沧海一粟，我们未知者则如浩瀚星辰”。“中国建筑考古学”的研究范畴、学科理论、方法论以及学科体系等本质问题的认识，目前仍处在探讨和深化中。未来的“建筑考古”之路仍然漫漫，若要进一步得到发展与突破，需要当代研究者及新生力量倍加努力。
就学科研究对象而言，中国建筑考古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分支与重要的学术增长点；与此同时，中国建筑考古学也是中国建筑史学科的分支与重要的学术拓展点；此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均相当有助于我国考古学科、建筑史学科的深化与延展。可见，中国建筑考古学科是考古学科、建筑史学科交叉融合的桥梁，是地下遗迹与地上实物、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的纽带，具有十分宽广的学科前景。
继往开来的中国建筑考古学任重道远，前景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