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明的起源研究中，从龙山时代到夏商周三代时期，以中原为地域核心的区域在文明演化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与马克思的“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名言类似，中原天然不是中心，但中心最后选择了中原，之后由中原及至中国。而中原成为中心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也非一蹴而就，中原向中心演变的过程、方式、动力（中原模式）可谓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最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中原核心区文化演进与社会复杂化的宏观过程
仰韶文化在中原核心区兴起于公元前4000年前后，经过各地大致三个阶段的发展于公元前2400年前后进入龙山时代。龙山时代的中原地区在经过短暂的龙山文化早期的调整之后，于公元前2300年前后发展到了龙山文化晚期。大约公元前1800年左右，二里头文化兴起，并逐步扩展到中原各地，至公元前1500年前完成了其在整个中原核心区的扩张过程。
渑池县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第一，公元前4000年前后中原核心区进入仰韶文化时代。仰韶文化在中原地区前后延续了近1500年的时间，从文化谱系上能分为前后三个大的发展阶段。
仰韶文化早期，随着半坡类型在其晚期向关中以东地区的发展，晋南豫西地区兴起了东庄类型，中原核心区仰韶文化早期遗存也主要属于东庄类型的范畴。仰韶文化一经进入中原即表现出强大的发展态势，从其分布范围来看，显然已经涵盖了整个中原。仰韶文化的这种发展态势在其中期阶段首度达到了极致。同样源自晋南豫西地区的庙底沟类型不仅一统中原，而且在中原各地均形成了空前统一的文化面貌。
实际上，仰韶文化早中期的遗存不仅在文化面貌上存在明显的连续性，并具有共同的文化来源，而且在聚落分布上的连贯性也表现得异常强烈。目前中原核心区所发现的仰韶文化早期聚落均延续有发达的中期聚落。仰韶文化早中期中原社会的发展重心位于西部的涧河流域、洛河中上游和伊河流域。各地聚落的发展较为均衡，从聚落规模上看各区域内部基本是均衡的二级聚落结构，以中小型聚落为主，较大的中型聚落沿不同河流等距均匀分布。聚落内部布局清晰，房屋、窖穴、陶窑和墓地的研究表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大家族很可能是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元，他们有独立的居住区、生产区、仓储区、墓葬区，彼此之间形成凝聚式向心式布局结构。
仰韶文化晚期，中原社会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仰韶文化中期一统中原的庙底沟类型迅速衰落。与此同时，随着大汶口文化的西进和屈家岭文化的北渐，嵩山东麓的黄淮水系在继承了本地仰韶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了大汶口和屈家岭文化的因素，创造出了具有鲜明本地特色的仰韶文化秦王寨类型，其势力最远可达嵩山以西的洛阳盆地和黄河以北的济源盆地。而中原西部的涧河流域在这一时期则继续保持与晋南豫西的联系，为仰韶文化晚期西王类型的范畴。与仰韶文化中期相比，这一时期中原核心区主要受东方和南方文化的强烈影响，文化发展的重心转移到了东部嵩山周围的黄淮水系，尤其是嵩山东北麓的郑州-荥阳地区。
鱼鸟纹彩陶壶，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
与仰韶文化中期相比，中原各地的仰韶文化晚期聚落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首先是聚落间的均衡状态被打破，区域性的中心开始出现。郑州-荥阳地区率先出现了以巩义双槐树为中心的三级聚落结构。其中，双槐树聚落拥有100万平方米以上的聚落面积，超出二级中心聚落一倍以上。双槐树拥有三重环壕的结构，表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聚落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郑州-荥阳地区出现了西山、大河村早期城址。从其近圆形的布局特征看，可能受到了长江中游早期城址的影响。这些城址均出现在二级中心聚落之中，反映出区域内来自与城址规模相当以及更大的中心聚落的压力所造成的紧张社会关系，从而构成了这一时期独特的“中心—城址”的区域社会发展模式。仰韶晚期，中原社会的普通聚落内部的布局结构虽然仍保持凝聚式的特征，但向心式布局已不明显。房屋和墓地的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元有逐步小型化的趋势，聚落内部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开始融入了较多外来地缘关系的因素。与此同时，聚落之间功能开始分化，出现了祭祀宗教性质的聚落；而墓葬研究表明社会成员之间也开始出现了等级地位的分化。
第二，公元前2400年前后中原核心区进入到龙山时代。龙山时代在中原地区大致延续了600多年的时间，可明显分为龙山文化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
龙山文化早期中原各地开始广泛接受来自晋南豫西地区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强烈影响，文化面貌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龙山文化早期的中原各地，区域间的差异表现较为明显。中原东南部地区的颍河中上游地区、沙汝河流域继续保持与东方、南方文化传统的密切联系；而洛阳盆地、郑州地区、洛河中游则接受更多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因素，涧河流域和济源盆地的西部还直接处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控制范围之内。
公元前2300年前后中原地区开始陆续进入到龙山文化晚期阶段。这一时期是中原社会转型的重要阶段，中原核心区考古学文化发展最鲜明的特色是其区域间的显著差异，表现出这一时期更大范围内和更加多元化的周边文化融入中原共同发展的繁荣局面。
龙山文化晚期，中原社会的发展重心转移到了嵩山东南。各地以小流域为单元进行了整合，形成了若干三级聚落结构的区域复杂社会，一个区域性的小聚落群很可能代表了一个小规模范围内的独立政治实体。在这些区域聚落群中，位于颍河中上游的瓦店聚落和位于双洎河流域的新砦聚落的面积均超过100万平方米，俨然成为新的区域性中心。瓦店和新砦都拥有多重（组）环壕，作为区域性的中心聚落。瓦店聚落无论从遗物还是人群的食性特征看都是一处多元文化背景的人群聚集之处，体现了这里多元文化融合和“商贸”因素的重要作用。与瓦店聚落年代大体相当，但兴起时间略晚的新砦中心聚落同样拥有多元文化因素的背景，尤其是“新砦现象”发生最为显著的聚落。
新砦聚落在内壕中心位置发现有大型建筑以及纵贯聚落并连通城门的东西大道，体现了新型的城市规划建设的特点，并为之后的二里头都邑所继承。龙山文化晚期，各个聚落的房屋建筑的样式和功能结构都更加多样化，墓葬也更加分散，集中居住、集中生产和集中埋葬的现象已然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功能多样化的小型房屋的组合以及这一时期开始流行的“居葬合一”的新形式。这些情况反映了核心家庭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独立性大大加强，以单纯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组织结构被以核心家庭为基本单元的更强调实用性的新型社会组织所替代，而多元文化融入中原的过程又加速了这一趋势，这就为之后二里头早期国家管理的世俗化奠定了基础。
第三，中原核心区早期国家诞生的重要历史变革大约发生在公元前1800年前后。这一重要转变的发生也首先是以文化面貌的变化为先导，其动力同样也来自于周边地区文化的再度大量涌入中原。洛阳盆地率先发生转变，在大量吸收周边不同文化因素的基础上产生了二里头文化；郑州地区也接受了较多外来文化的影响，在一些遗址上大量外来文化因素与本地龙山文化因素相结合，发生了特殊的新砦现象，并持续了较长的时间；颍河中上游地区虽然仍以继承本地龙山文化晚期的因素为主，但也较早的吸收了一些二里头文化的新因素。
二里头文化时期社会发展的重心转移到了洛阳盆地。二里头文化一经形成即表现出其强大的扩张态势。首先在其诞生的二里头文化一期早段即已影响到了伊河流域和沙汝河流域，使得这些地区出现二里头文化一期早段阶段的因素。到了二里头文化的一期晚段，其势力已经迅速扩张到了除济源盆地之外的中原各地。至于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二里头文化进一步越过黄河，将黄河以北的济源盆地也纳入到其统治的范围之内，从而在完成了在整个中原核心区的扩张过程。
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
从二里头都邑的布局反映的聚落形态看，以井字形大道为骨干规划的宫城区、围垣作坊区、特殊遗存区和外围居住区共同组成了二里头都城结构，与此同时完整的道路和水管理系统均可见于二里头都邑之中，无不体现出早期国家首都等级森严、秩序井然的统治格局，开中国最早王朝建都规划的先河。二里头都邑内，小型家族墓地再度兴起，并与宫殿建筑、手工业作坊和特殊遗迹现象等混在一起，形成了“居葬合一”的新形态。这些家族墓地中，每个墓地中都常见高等级随葬品的高级墓葬，反映出家族成员之间存在非承袭性质的分化现象。从这些拥有中等贵族墓葬的小型家族墓地与他们的生产、生活区域合二为一的现象看，二里头新型贵族阶层的成长与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有关。二里头都邑中按照不同的家族进行职业的分工，负责专业化手工业生产和公共管理等事务，从而形成了新型的世俗化的国家管理体制，表明二里头早期国家的出现代表了中原地区社会复杂化发展已经从“古国”发展到了“王国”的新阶段。
二、中原核心区文化演进与社会复杂化过程的总体特点
1、整体来看，中原社会发展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区域性发展到整体繁荣的“滚雪球”式的一体化过程。仰韶文化时期，中原核心区由于受到东西两面文化系统的交互影响，社会发展的重心不断在东西方向上移动。龙山文化早期，在周边文化的全方位影响下，整个中原地区开始进入全面开发的新阶段，至龙山文化晚期，各个小区域都进入到空前繁荣的局面，形成等级鲜明的小区域性政治实体。二里头文化时期，以二里头为都邑的早期国家通过河流水系网络和各地不同等级的中心聚落实现了对中原各地的有效控制和开发，最终完成了整个中原核心区的一体化过程。
2、区域性的差异及其相互间的交流与互动贯穿整个中原核心区社会复杂化的全过程，也是推动中原地区多元文化的融合和早期国家形成的重要因素。中原八个小区既是各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又彼此相通，且由河流水系与不同的周边文化区建立联系，从而形成诸多文化缓冲地带，有助于多元文化的共存与协调发展。资源的整合和社会阶层的分化都是首先以这些“小区域”为单元展开的。而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地貌环境特征和不同的资源布局，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分化和资源开发模式，而这些不同模式间的相互整合最终形成了整个中原范围内的社会等级分化和各类资源流通的早期国家形态。
3、中原核心区在走向文明和早期国家的过程中，文化的变动与社会的变革相呼应，社会在动荡中求得革新和发展，外来多元文化的不断涌入成为推动中原社会变革的主要因素。纵观整个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以来的文化演进和社会复杂化的全过程，重大的历史变革大致发生在仰韶文化早期、仰韶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和龙山晚期到二里头文化时期这三个大的历史阶段。恰恰这三次大的变革都率先以大量外来文化的涌入为先导，进而带来聚落形态的变化和经济技术的进步。我们在中原核心区看不到一种单纯的文化和社会发展模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过程，相反中原核心区的社会复杂化和文明起源是在经过数次文化和社会的变动与重组之后，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4、中原核心区文明和早期国家的形成既伴随着周边地区多元文化的融入，同时也带来了各地多元化的文明要素；既是一个文化的多元一体化过程，也是文明的多元一体化过程。比如，仰韶文化晚期出现的城址的防御形式可能源自于东方或南方的文化传统；龙山文化的土筑式（土坯）建筑和黄牛、绵羊等源自中原的西部和西北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同为玉礼器的琮、璧、多孔形刀等显然应来自东方文化系统，而玉钺、牙璋、铲等形式则应源自西北地区文化传统。同样，二里头早期国家获取各类重要战略资源的范围大大扩宽也应与其所具有的中原周边地区多元化的文化背景存在密切的关系。
5、人口的集中是中原地区早期社会复杂化和国家起源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因素。造成中原地区区域性人口集中的主要原因是中原核心区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人群移动现象，并由此导致了社会发展重心不断转移的现象。仰韶文化早中期，中原社会的发展重心位于豫西地区；仰韶文化晚期，社会发展重心转移到嵩山东北的郑州-荥阳地区，社会复杂化开始加速发展；龙山文化晚期，中原社会发展重心再度转移到嵩山东南，形成若干区域性的等级社会；二里头文化时期，社会发展重心重新回到中原中心的洛阳盆地，二里头广域王权国家出现。
6、中原地区早期社会复杂化过程中基层社会组织有逐渐小型化的趋势，但血缘关系的纽带作用始终突出。仰韶文化早中期，中原社会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和大家族组织盛行，以家族为单位的生产、生活和埋葬空间规划有序，家族之间彼此平等，在聚落布局上表现为向心式和凝聚式的结构特征。仰韶晚期以来，伴随着大量外来文化的涌入，在房屋布局和墓地规划方面都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大型公共墓地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不同的小型化的家族墓地杂处现象。龙山文化时期，环嵩山地区基本不见排列有序的墓地，墓葬以核心家庭为单位埋在房屋的前后，形成“居葬合一”的新形式。与此同时，多功能、多样式的房屋流行，小型家庭已经在社会生产生活方面具有独立的地位。龙山文化时期的“居葬合一”现象延续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但所不同的是，二里头文化时期小型家族墓地再度兴起。以家族为单位从事专业化生产甚至承担一些社会服务和公共管理的现象在包括二里头都邑在内的聚落中十分常见。社会成员之间的分化也发生在家族内部，一些有威望的家族成员能够获得更多的财富和稀有物品，成长为新型的贵族。
7、崇尚实用和世俗化是中原地区早期社会复杂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仰韶文化晚期以来，中原社会开始表现出阶层分化的现象，一些随葬品丰富的大型墓葬出现，但明显这些墓葬都是外来因素，数量也极少，没有成为中原社会的主流，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周边地区的权贵势力在中原并没有市场。相反，进入龙山时代，中原社会的阶层分化并没有表现在浪费资源的奢侈品的获取上，贵族墓葬基本不见，而社会的发展更加崇尚实用。中心聚落或城址组织动员劳力主要服务于社会公共事务，新型的中心聚落多讲究内部的规划，城市强调方正布局，贯穿聚落的交通干道等公共服务设施开始在聚落中出现。进入二里头文化时期，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地位再度突显，他们按照职业的不同，分别从事不同的专业化生产的分工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并在这个过程中积累财富和社会威望，形成新的贵族阶层。而二里头早期国家也正以这种方式将以家族为单位的血缘关系与社会事务的管理有机结合起来，构建国家管理体系，世俗化成为中原早期国家起源与发展的一个标志性特征。
三、促成中原核心区文明和早期国家产生的各类因素
1、文化融合
不同时期多元文化的融入是推动中原地区社会变革的主导因素。由文化融合所带来的社会诸方面的变革可从两个角度得到证实。
首先，从年代上看，聚落形态研究所反映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往往以中原周边地区多元文化的融入为先导。中原各地仰韶文化晚期开始的周边多元文化的融入，带来了各地仰韶文化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化。这种由多元文化所构建起来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一致持续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社会的变革是在不同时期文化融合高潮的基础之上逐步得以实现。
第二，从社会结构的具体内涵和各个时期获取新的资源和出现的新技术的内容来看，均与周边地区多元文化的融入存在密切的关联。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以郑州地区大河村聚落为代表，其中一些陶器的制作样式、房屋建筑结构、墓地布局等均与聚落中同一时期大量出现的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因素的融合显然存在密切的联系。仰韶文化晚期郑州地区青台聚落中新出现的石铲和石钺的制作工艺，西山聚落中新出现的城址的防御形式，龙山文化晚期各地新出现的白陶烧制技术，二里头文化时期出现的铜、玉、绿松石等战略资源和小麦等新的农作物品种等等都能在周边文化区中明确找到的更早的传统。
彩陶盆，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
2、环境变化
环境考古学研究表明，中国北方地区公元前2600年和前2000年前后的两次气候突变事件导致了黄河下游的改道和大汶口-龙山文化的西进，从而促成了东方文化系统进入中原的过程。同样在这两个时段内中国北方地区的两次气候突变事件也与西北文化系统进入中原的过程有关。如此，气候的变化促成了不同文化区之间人群的迁移和多元文化融入中原的过程，并进而引起了整个中原社会的变革，那么气候的变化对中原文明和早期国家的起源间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对这种作用的评估显然应该置于整个中国北方地区更宏大的环境和文化背景中来考虑。
从地理地貌的角度看，中原核心区最主要的环境优势即在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多样的地貌环境。中原核心区地处我国地形第二阶梯向第三阶梯的过渡地区，地貌环境复杂多样。内部山水相间，形成各自独立且又由河流水系相通的小区域，彼此之间存在诸多文化缓冲地区，有助于各类文化的共存与融合。而且复杂多样的地貌环境，使得人们在面对气候突发事件时，有宽裕的回旋空间。正因为中原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优势，才使得这里长期以来不断接受外来多元文化和各类先进的文明要素，并尽量减少恶劣气候突变事件的影响，逐步将环境的优势转变为文化和文明的优势，最终促成了早期国家和文明形态的诞生。
3、经济技术
中原核心区仰韶到二里头文化各个时期新的资源开发和新的技术的出现多数与周边地区多元文化的融入密切相关，因此可以说中原核心区多元文化的融合对技术的进步起到了重要的先导性作用。
中原核心区文明起源过程中上层和下层社会的变革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经济技术的变化也一样。对于普通资源的获取和日常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变革显然没有供上层社会使用的稀有重要战略资源的获取和高档手工业产品生产技术的变革更加迅速。龙山到二里头文化时期普遍陶器的生产和作物加工基本保持以家庭式的小规模生产单元的形式，但是与大规模集体性工程和大型建筑的营建相关的石铲工具的资源开发和生产模式却从龙山文化晚期的小流域范围扩展至二里头文化时期整个中原的范围。
二里头文化时期新出现的铜器、玉器、绿松石制品、漆器等高档手工业产品的专业化生产显然与这一时期二里头早期国家所控制范围的扩展有关。值得注意的是，龙山文化时期中原地区的社会复杂化以小流域为单位，只能获取本地的有限资源，玉石等稀缺资源缺乏。这或许也是龙山文化时期，因缺乏奢侈品作为特殊身份地位的标志物，而制约贵族阶层成长的一个重要原因。研究表明，二里头文化时期，成熟的青铜冶铸技术经欧亚草原引入中原，并迅速为中原社会所接纳和改进，并发展出了更先进的块范法冶炼技术，用于铸造以复杂容器为主的青铜礼器。青铜冶铸技术能够为二里头早期国家迅速接受，源于中原地区新石器以来积累的先进制陶和寻矿技术。它的出现既推动了早期国家以获取铜料资源为目的的对外扩张，又满足了新兴贵族阶层的成长和青铜礼制的出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可以说中原地区文明和早期国家起源过程中经济技术的进步与社会的复杂化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联动关系。
四、中原地区文明和早期国家起源的特殊模式及其对中华文明发展的长远影响
中原核心区无论是社会的变革还是技术的进步，多元文化的融合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文化的多元一体化过程是促成中原地区文明和早期国家起源的最核心要素，同时也是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独特模式。
中原文明的形成过程中率先以其天下居中、八方辐辏的地理环境的优势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先进文化和文明要素，并同在中原社会的大熔炉中加以重新熔铸和创新，从而形成了更为先进的世俗化的中原文化和文明的新形式。因此，始终保持以对外开放的姿态和常新的理念，社会发展不极端地依赖于特殊资源的获取和特定宗教信仰的束缚，是中原文明得以产生并不断进步的重要原因。
中原核心区的文明和早期国家起源过程中逐步将地理环境的优势转化为文化的优势，从而继续不断地吸引、同化和融合更多的外来文化和文明形式的中原文明的起源模式也奠定了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和中华文明长盛不衰的重要基础。可以说，中原地区文明的诞生和发展模式对整个中华文明的长期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