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指出：“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广大考古工作者风餐露宿、青灯黄卷，展现了深厚的爱国情怀、坚定的学术志向、顽强的工作作风”。
1921年，因为仰韶文化被命名，河南渑池仰韶村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地。100年后，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召开，仰韶村变身可以进行考古和文物展示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迎来了参加中国现代考古学百年纪念的考古人。
“从一开始，中国考古人面对的就是中国的历史，发掘的就是中国历史遗留下来的遗迹和遗物，重建的也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上古史，这是我们最大的特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
展开百万年时空框架
悠久的金石学传统为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作了知识铺垫，中国人自己的田野考古开始后，百万年的时空框架开始慢慢搭建。
我们是谁？从哪里来？一直以来，人类起源之谜始终是考古探索的前沿。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付巧妹主导开发的古核DNA捕获方法，让此前大量无法进行古DNA研究的样本材料重回研究视野。通过和国内多个考古机构合作，付巧妹团队成功捕获测序中国北方山东、内蒙古及南方福建等地11个遗址25个9500—4200年前的个体基因组，破译了目前东亚南部乃至东南亚最古老的人类遗传学数据。此次大会上，她分享的古基因组研究说明，中国南北方古人群早在9500年前已经分化，并在至少8300年前出现融合与交流，而南岛语系人群起源于中国南方的福建及其毗邻地区。这一研究，为中华民族的形成演化及中华文明的探根溯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和佐证。
北京周口店遗址是上世纪最重要的发现。根据陕西蓝田上陈、河北阳原马圈沟、重庆巫山龙骨坡、云南元谋等遗址的考古发现，我们知道中华大地在200万年前就已有人类活动。河北阳原泥河湾、陕西蓝田公王岭等发现揭示，100万年前古人类已分布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广西崇左智人洞、湖南道县福岩洞、河南许昌灵井等遗址，发现有大约距今10万年的人类化石，已经初具“现代人”形态。距今5万年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以后，山顶洞人、柳江人等发明了弓箭、骨针、磨盘等新型工具，有了装饰品、雕塑、刻画符号，为中华文明起源奠定了深厚根基。
农业起源与文明起源息息相关。湖南道县玉蟾岩、浙江浦江上山和义乌桥头遗址的考古工作向世界证明了中国的水稻农业1万多年前发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距今8000年前后“南稻北粟”两大农业体系初步形成，距今4000多年后从西方传入了小麦，中原出现了“五谷丰登”景象，再加上“六畜兴旺”，为中华文明形成准备了条件。
1981年牛河梁遗址的发现，开启了中国文明起源的新阶段，考古学家苏秉琦的“满天星斗说”影响深远。可以说，距今5300年至4300年前后的文明图景，是通过考古人的努力徐徐展开的。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西辽河流域、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长江流域在距今5300年前后相继启动了文明化进程，和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流域及其他地区密切互动，形成被称为“中国相互作用圈”的文化共同体。
正如一位知名的外国考古学家所说：“感谢中国考古学家为我们了解过去作出贡献，来自中国各个地区的考古新成果让世界看到早期中国的多元性，中国这片土地独特的风貌和文化遗产被全世界的专家和公众熟悉并欣赏，中国古代的伟大成就也得以被全世界了解。震惊世界的良渚、陶寺和石峁遗址，让我们可以研究和肯定中国早期文明的特质，同时对于我们理解整个世界都意义重大。”
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史，全部要依赖考古学家的辛勤劳动。有了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也因有了考古的参与而变得丰富立体、多姿多彩。“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百年的中国考古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
几代考古人风雨兼程
195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成立时，研究人员只有8名，加上技术员和技工也才14人，这实际上就是整个国家全部的考古力量。北京大学作为当时全国唯一一所考古人才培养机构，至1955年底刚刚毕业了3届学生，总人数仅26人。4期考古训练班培养了大批地方文物干部，但远远不能应对国家基本建设中的考古勘探工作。今天的考古队伍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对考古工作更加重视，先后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成就。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说，作为考古人中的老兵，对于百年考古的成就深感骄傲。百年来，虽然也有战火中的被迫中断，也曾遇到恶劣的条件，但考古人从没有气馁，从摸陶片、拆花纹到探源头、修国史，始终坚持不懈，做出了非常了不起的工作。
考古学家夏鼐多次强调，考古工作者的成绩如何，主要不是看他发掘出什么东西，而是要看他用什么方法发掘出这些东西。他在文章《考古工作者需要有献身精神》中表示，反对把考古当作“挖宝”，反对任何个人利用考古工作“赚钱”“买卖和收藏古物”，希望所有考古工作者“不怕吃苦”“一心一意为了提高本学科的水平，而不计较个人的经济利益”。
5000多年前，勤劳智慧的良渚人创造了光辉灿烂的良渚文化。5000多年后，一代代考古人打开了厚厚的文明史，让我们重温祖先创造的奇迹。80多年前，20多岁的施昕更在杭州西湖博物馆工作。他在自己的家乡良渚采集到了一些古老的黑陶片和石器，进行了几次田野考古发掘，很快将其公之于世，成为世人了解良渚的开端。与施昕更几乎同龄的考古学家还有夏鼐和苏秉琦。夏鼐提出中国新石器文化体系论，于1959年命名了“良渚文化”，而在苏秉琦提出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中，良渚文化是十分重要的架构。在这之后，上世纪30年代出生的严文明、牟永抗、俞伟超、张忠培，都为解读良渚作出重要贡献。而1943年出生的王明达，是反山遗址发掘的领队。以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斌、王宁远为代表的一批批60后、70后登上良渚考古的大舞台，考古发现了良渚古城和水利大坝，确认了国家形态的文明。“后浪推前浪，很多80后、90后已经见证了良渚古城的申遗成功，成为良渚的守望者。”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说，全国的考古队伍正在实现结构性变化，实现年轻化、专业化。
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关于三星堆的讲座，在大会期间很受欢迎。自2020年10月9日启动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持续引发公众关注热情，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及坑内珍贵的金器、青铜器、玉石器和象牙等文物，让三星堆遗址“再醒惊天下”。更为重要的是，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单位合作的新理念、新方法、新技术，开启了中国考古学的新阶段。将实验室建在考古工地现场，集成发掘平台、多功能发掘操作系统等大量科技装备初试身手、30多家多学科跨学科合作团队支撑，展现了考古工作精细化、科技化、专业化的发展趋势。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方辉表示，如今中国考古学在考古理论、方法与技术等方面日益成熟，在考古实践中应用得更加得心应手，整体水平已经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作为当代世界考古发掘活动最活跃的国家，合格考古人才的培养是能力建设最重要的一环，作为高校的老师，有责任将考古人百年中形成的好传统传递给后来者。
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百年中国考古坚定了我们的文化自信。一生择一事，一事终一生。回顾辉煌的100年，展望更加灿烂的未来，考古人信心满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