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世纪至6世纪，中国处于混乱的南北朝时期，战争和民族大迁徙促使胡汉杂居，南北交流，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和西域诸国的异质文化与汉族文化的相互碰撞相互影响，促使中国服饰文化进入了一个发展的新时期。
南北朝时期的胡汉服饰文化，是按两种不同的性质和方向互相传移的。其一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封建服饰文化，魏晋时基本遵循秦、汉旧制;南北朝时，一些少数民族首领初建政权之后,鉴于他们的本族习俗穿着不足以炫耀其身份地位的显贵,便改穿汉族统治者所穿的华贵的服装，尤其是帝王百官，更醉心于高冠博带式的汉族章服制度。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北魏孝文帝的改制：486年(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年)帝始服衮冕;494年(太和十八年)改革其本族(鲜卑族)的衣冠制度；495年接见群臣时他就颁赐百官冠服。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其二是在实用功能方面比汉族统治者所穿宽松肥大的服装优越的胡服，向汉族劳动者阶层传移。北魏孝文帝曾命令全国人民都穿汉服，但鲜卑族的劳动百姓不习惯汉族的衣着，有许多人都不遵诏令，依旧穿着他们的传统民族服装。官员们“帽上着笼冠，裤上着朱衣”，连孝文帝的太子也私着胡服，从洛阳逃回平城，后被废为庶人。
这是由于服装是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有民族的习惯性，鲜卑族原来的服装样式比汉族服装紧身短小，且下身穿连裆裤，便于劳动。这种服装是鲜卑族人民在长期劳动中形成的，孝文帝在推行汉化过程中未能中断其在鲜卑人中的流行，反而在汉族劳动人民中间得到推广，最后连汉族上层人士也穿起了鲜卑装。
其根本原因，就是北方胡族服装便于活动，有较好的劳动实用功能，因而对汉族民间传统服装产生了自然传移的作用。在同一时期，西域各国商民来到中国经商，在中国归附定居的也不少。北魏杨炫之在《洛阳伽蓝记》中曾谈到当时“自葱岭(帕米尔高原)以西，至，于大秦(罗马)，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趋塞下”，“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
南北朝时期这种胡汉杂居，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和西域的异质服饰文化与汉族传统服饰文化并存和互相影响的情形，构成了中国南北朝时期服饰文化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