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制建筑指的是在礼治和宗法制的观念支配下兴建的坛庙建筑，用于举行祭祀、朝拜，以证明自己是受命于天的圣统，看明代的历朝实录，中后期的皇帝似乎只有一件事就是祭祀祖先和天地山川，如果他们不按时祭祀就会受到言官的批评。礼制建筑及祭祀活动都是强化意识形态宣传的关乎国家根本的“工作”，也是把皇权象征化后压向全民的权力话语的制作。象征手法也成为礼制建筑的特殊词汇和突出的特征。只有达到了象征的境界才能在全民心中产生播扬皇权威严的效果，制造出神权君权一体的神话。
明朝是南宋以来历经数百年混乱又重新统一的汉民族大一统政权，挑剔的说是自大唐以后重新恢复了汉族政权版图的大帝国，他们也深感必须取缔“胡化”的影响，重新传播汉文化，于是出现了礼制建筑的最高潮——超过了汉唐，宋元更不在话下。这本身就是大众化的传播行为，而且是“点一面”式的扩散，受众面极大，而且具有世代影响。
明代在搞军事建筑、礼制建筑方面是不惜血本的。军事建筑有长城、海卫城堡，礼制建筑类型繁多，规模空前。首先是太庙和社稷坛，北京照搬了南京宫城前的“左祖右社”，为表达“追养”“报往”，实质上是在强化族权与神权。社是五土之神、稷是五谷之神，历史上早已把社稷作为国家的代称，早在商周时期就形成一套祭祀社稷的制度，它更早是一种原始的祭祀活动。按照礼制，从京师到地方州县都要建社稷坛。明代规定藩王在其分封的王城也要建社稷坛，规格要比京都的矮小一半。这种标准划一的“推广”是中国特色的传播。
其次，依据“郊祭”的礼制，有建于都城的各种“坛”:祭祀天地日月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祁求丰收的祁谷坛、先农坛、先蚕坛;有建于各地的祭祀五岳、五镇、四海、四读的岳庙、镇庙等。按照“天南地北”的仪式，天坛设在南郊，地坛设在北郊，按照“天圆地方”的观念，天坛为圆形、地坛为方形。天坛占地280公顷，约是紫禁城的4倍，祭天的圈丘，在乾隆年间又曾扩大，坛面、台阶、栏杆的条石数目都是9或9的倍数。站在圈丘坛的中心喊话，能听到很大的回音。
无梁的祈年殿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观，光绪十五年被雷火焚烧，十六年按原样重建。天坛的建筑艺术既符合严格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要求，又有完美的美学效果，是用中国式的象征手法做到这一点的，如主体建筑的平面都做成圆形，以象征天;各种数目都是9或9的倍数以附会天之阳数，并符合“周天”360的天象数字，祁年殿的内外三层柱子的数目象征天时的四季、十二月、十二时辰，各主要建筑都用蓝色琉璃瓦以象征苍天，通过这样的形、色、数的处理，很好的表达了礼制所要求的意味，的确产生了宗教教化的效果:面积大建筑少，突出了自然主题，大片的松林烘托了肃穆的气氛，层层环绕的圆台犹如缩小的宇宙，向上的态势增强了与天相接的感受。
第三类是祭祀文化名人的祠庙，如孔庙、孟庙、关帝庙、武侯祠、杜甫草堂等等。这是直接的教化宣传、“形象工程”。无与伦比的自然是对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崇拜，上至京师下至州县都有孔庙，又叫文庙，并受“左庙右学”的礼制支配，常与各级官学建在一起。各地的孔庙都是以曲阜的孔庙为蓝本的—大一统政权决定了这种复制式的、追求标准化的传播模式，主要包括权星门、浮池、大成门、大成殿、进行礼仪乐舞活动的露台。
曲阜的孔庙的建筑史长达2000余年之久，而以明代的修建为空前的堂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过的千年如一日修建一个地方的例子，就是基督教国家对教堂的修建也不曾如此，因为上帝是神、教堂是普适性的，而孔子是有确切出生地的人，从而以儒学为国教的历代王朝都来强化这唯一的“话语中心”，这本身就是礼制!礼本身就要求规范和标准化，于是天下的孔庙只有大小之别，没有“结构”上的差异。这是复制式传播机制背后的规定性的一元化的机制。
另外各种祠堂、牌坊空前增多—也许是只有明代的保留下来的缘故，特别是地方政府为表彰节义男女而大肆兴建，最扎眼的是贞节牌坊，如徽州能连成一片。当时没有电视、报纸只有靠这种方式来树碑立传、广而告之，以推进民众的道德水平。这种建筑的教化目的更明确且直接，是礼制的实行和落实。兴建祠堂几乎是全民行为，魏忠贤遍造生祠固然是极端的例子，大的家族都造祠堂却是普遍的事实，宗法使家族成为国家的重要细胞，族权是最日常的统治权，建造祠堂强化本族的凝聚力，祠堂往往也就是家族的象征，也是让受不到正规教育的人保持传统的有效的教化办法。
与礼制建筑性质相近的是宗教建筑，也是明代不可忽视的景观。明代新建的大寺院主要有南京的报恩寺、灵台寺，北京的智化寺，山西的崇善寺、永柞寺，并出现了金刚宝座塔、琉璃宝塔等类型。一方面佛寺建筑有标准化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有“复制”式传播的惯性。
如山西的崇善寺是朱元璋的三子晋王为纪念生母而建的，规模宏大，总体布局模仿南京宫殿，只是小其一等，还是“照搬”式的。原殿已毁，留下了成化年间描绘全寺的总图，正殿与前后配殿都是以穿廊相联接，均呈工字型，与唐代《戒坛图经》所示的律宗寺院有承袭关系—说明明代的宫殿建筑基本上在承袭着古代大型建筑群的典型特征。
明代横向的照搬也是在搬古代的典范。再如保存至今的座落在北京朝阳门内的智化寺，座北朝南，山门内钟楼、鼓楼分立左右，进而智化门、智化殿和东西配殿，前半部布局沿袭附会伽蓝七堂之制，也是明代佛寺常用的布局制度。后半部沿轴线布段如来殿、大悲堂、万法堂等，共有十数个庭院，梁架斗拱及细部处理与清工部做法类似，又有宋代形制，纵向的继承因素很重。包括明代在内的古代的佛寺布局一般采用纵轴式院落形制，主要门殿布段在中轴线上，每座殿堂前两侧'I'配殿，形成三合院或四合院，引导人们逐步达到信仰的高潮。
明代建造喇嘛塔一方面模仿元代的，一方面是明代同类建筑的互相模仿，如山西广胜寺的飞虹塔是在元代塔基遗址上重建，又仿效了明南京报恩寺琉璃塔五彩琉璃镶砌的方式。源于印度、在敦煌壁画上见过图形的金刚宝座塔在明代有了实物—北京正觉寺金刚宝座塔是最早的实例，台座上建五座密檐方形石塔，以象征须弥山之五峰，塔身上布满了喇嘛教风格的雕刻花纹。
道教和伊斯兰教的建筑也很热闹，尤其是后者达到了全盛时期，许多著名的清真寺都创建于明代，集中于大运河沿岸、西北诸省、云南。元代保留下来的宗教宽容的姿态在明代尤其是民间还很有“惯性”，回民在明代大分散、小集中，活得很好，伊斯兰教教民增加得很快，不得不扩建寺院。他们的建筑既有世界伊斯兰教建筑的共性，又有中国传统的建筑装饰风格，形成中国伊斯兰教建筑的独特风格。多用植物纹样、几何纹样及文字组成图案，清新明快也华丽，还富有生活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