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川，一座有着“木雕之乡”美誉的古城，深处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老君山片区，这里不仅是滇藏茶马古道上的千年重镇，通往香格里拉的交通要衢，更是滇西北文明发源的腹地。剑川自古是个出手艺人的地方，有着丰富的民族民间手艺传承，其中以千年技艺之手工木雕最为出彩。而这样一个文化遗产资源富饶之地，却因地处高寒冷凉山区、交通不便、民众受教育程度受到限制等综合复杂的因素，导致经济发展滞后，人均收入较低，数年来一直位列国家级贫困县名单，人民的生活水平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未得到大幅度改善。
自党和国家开展脱贫攻坚工作以来，当地政府结合全县产业布局，发挥地区特色，探索非遗与文化、文旅、文创结合的模式，积极促进了少数民族及深度贫困地区的传统工艺振兴，传承千年的手工艺与文化遗产为脱贫致富带来了新的生机。2014年至2019年，剑川县实现4个贫困乡镇和46个贫困村脱贫出列，7334户30089人退出，贫困发生率由20.18%降至0.86%。国家第三方评估团队认为，剑川县脱贫“稳定、可持续”，做到了零漏评、零错退、群众认可度为98.72%。剩余未脱贫的426户1308人目前也已经全部达到脱贫标准，实现所有贫困人口清零。2020年5月16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发布通知，正式批准剑川县等31个县（市、区）退出贫困县序列。从此，剑川历史翻开新的篇章。
在剑川“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工作取得全面胜利的背后，校县合作带来的资源和机遇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其中，中央美术学院作为对口帮扶单位，利用“文化力量和艺术创意助力脱贫”，成为大理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经典案例。
在教育部党组的统一部署之下，自2013年至今，中央美术学院陆续派出的四位挂职干部深入剑川扶贫一线。在这之中，自2016年至2019年连续三年半挂职剑川县副县长的强勇教授，在了解、熟悉当地文化生态、工艺状况、生产与销售的情形之后，将中央美术学院人文艺术优势、个人专业特长与剑川的具体需求联系起来，培养现代设计与地方工艺结合的自主研发能力；他将“指尖技艺”转化为“指尖经济”，推动传统工艺产业形成以强带弱、联动提升的发展模式，为“木雕之乡”注入新的活力；在于2017年中央美术学院与剑川县双方达成共识之后，他积极向国家文旅部申报中央美术学院驻云南大理剑川传统工艺工作站，工作站在当年11月份正式揭牌成立。之后便以此为阵地，为当地手工艺从业者及非遗传承人创造高端学术研修学习机会；他以校县帮扶为前提，校外实践为机会，用“实地调研、在地设计、就地推广”的方式开展创新型帮扶工作，在脱贫攻坚战中探索出一条美术扶贫的特色道路。
一
“文献名邦”剑川亦有着“白族文化聚宝盆”之称，它位于云南省西北部，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北部。明清之际，此地教育鼎盛，景贤崇文，先后涌现了赵藩、周钟岳、赵式铭、张伯简等一大批历史文化名人。古往今来，作为滇文化与中原文化，乃至异域文明的融合荟萃之地，剑川拥有灿烂的历史文化积淀，丰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景观。地处南方丝绸之路要塞所开拓的商贸往来，使这片土地商贸繁荣，人文风土如民间歌舞、民俗节庆、传统手工艺发达。
剑川手工艺众多，如木雕、石雕、土陶、布扎、刺绣等，从传承、技艺、知名度这三个角度来看，最为突出的当属剑川木雕。在历史上从唐天宝、贞元年间至今，剑川木雕作为独立的工艺门类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据史料记载和相关专家考证，唐时，剑川木匠就承担了南诏五华楼木雕构件的制作；宋时，曾有剑川木雕艺人进京献艺，轰动京华。清代学者张泓在其《滇南新语》中记述：“滇之七十余县及邻滇之川黔桂等省，善规矩斧凿者，随地皆剑民也。”可见当时的剑川木雕匠人之普遍。
在云南，“丽江粑粑鹤庆酒，剑川木匠天下走”的民谚广为流传，剑川木雕匠人的足迹遍布整个西南地区，甚至缅甸、越南等地，不仅在国内享有“中国木雕艺术之乡”的美誉，更蜚声海内外。许多著名的建筑庙宇都与剑川木匠有着密切关系，北京的故宫、承德的避暑山庄上的木雕装饰，昆明金马碧鸡坊、国通寺和三牌坊、大理的大慈寺、洱海的八角亭、建水的石照壁、保山的飞来寺、中甸的归化寺、丽江木府，乃至缅甸曼德勒皇城等等，无不留有剑川匠人精妙绝伦的手艺刻痕。“雕得金龙腾空舞，镂出金鸡报五更，刻成白鸟枝头唱，雕花引蜜蜂。”剑川木雕技艺的精湛与传神，从这首剑川白曲的唱诵中也能感知一二。
那么，剑川木雕的历史渊源、艺术特色以及近年来的发展现状如何呢？在叙述剑川木雕的扶贫发展道路之前，有必要对这些问题先进行一一梳理。
二
剑川木雕究竟起源于何时？学术界对此说法主要有两种。第一种认为剑川木雕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干栏式”建筑中的木质建筑工艺，代表学者是张笑；第二种认为剑川白族木雕的起源于唐朝的南诏时期（约公元八世纪），代表研究者有黄鑫宇、杨丽丽等。
木制器物易腐朽，不像青铜器、石器等能够穿越上万年来到世人面前，因而木雕艺术的起源实难追溯。据考古学家考证，人类现存最古老的木雕制品是在乌拉尔山脉的泥潭沼泽中发现的，根据加速质谱法测量后，推算其历史大约有11000年，而中国现存最早的木雕，是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和辽宁新乐文化遗址出土的木雕鱼和木雕鸟，距今7000多年。在以后的夏商文化遗址中，更有大量木器用具的出土。
木雕艺术发展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早期木雕遗留下来的主要为礼祭、生产、生活用品及宗教造像等，而我们今天生活中所能见到的木雕实物主要还是集中在古建筑之上。中国的传统建筑形制大多以木结构为主，因而建筑与木雕艺术的结合最为广泛普遍。虽然目前已无从定论用于建筑的木雕起于何时，但根据先秦文献记载，至少在周以前相当长一段时期，木雕就已出现在建筑上。而唐宋以来，越来越多的木雕艺术用于殿堂楼阁、庙宇民居的建筑装饰上，很多传统的木雕工艺也随着被保护的古建筑留存至今。
剑川木雕源远流长，其技艺能代代传承上千年，首先是剑川独特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剑川多山地少平坝，洪水、干旱、地震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多变的气候不适合农作物的生长，这就注定了农耕无法成为剑川百姓的生存重心，学一两门手艺才能谋生。正如《滇南新语》载：“剑川硗瘠，食众生寡，民俱世业木工。”世代家传的木匠，在此地百姓中较为普遍。
其次，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我们从剑川海门口遗址的发掘及南诏时期的史料中可以推断，此地木雕艺术的起源与建筑的关系十分密切。位于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甸南镇的海门口遗址，北距剑湖1公里，1957至2017年分别开展了五次考古发掘。2008年第三次考古发掘时清理出“干栏式”建筑4000多根木桩柱、横木和木构件，构成庞大的建筑聚落群。这些被发掘出的木桩在地下沉睡几千年，经测定，距今约5300-3900年。作为迄今中国发现的最大水滨木构“干栏式”建筑聚落遗址，其规模和震撼力为世界罕见，为研究中国史前聚落类型提供了宝贵的实例。从文物中我们可以发现，远古先民已经学会了把木头削成三角形钝尖状钉入泥土作为立柱，立柱与横木衔接处，已采用方形榫卯连接。这一技术原理跨越五千多年时空来到今天，仍然是剑川木匠们在木构造建筑和木器间巧妙运用的基本技法。
唐南诏《蛮书·蛮夷风俗第八》一章中有如下记载：“凡人家所居，皆依傍四山，上栋下宇，悉与汉同，惟东西南北不取周正耳。另置仓舍，有栏槛，脚高数丈，云避田鼠，上阁如车盖状。”这一记述描述了彼时白族建筑已走向山地和坝区，出现了栋宇式房屋结构，并设置石脚和附属仓舍。而我们从晚唐至南宋延续300多年开凿而成的剑川石钟山石窟中，亦发现许多涉及建筑木雕的石刻，可以看出当时“剑川木雕”雕刻类型，已大致分为庙宇殿堂的斗拱、梁雕、坊雕饰件和佛龛、背屏雕花两种类型。这些仿木结构建筑的石刻，从侧面印证出唐宋时期剑川木雕的成熟状态。
那么，剑川木雕与建筑广泛结合之后进一步的技术革新是如何发生的？历史上，中原地区能工巧匠们在战争中被俘虏，不断输入云南境内，这为彼时白族木匠手艺发展提供了契机。据史料记载，安史之乱后，盛极一时的大唐王朝日薄西山，在边疆地区已经无力抵抗来自西南少数民族的进犯。《资治通鉴》曾云：“将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自是南诏工巧，埒于蜀中。”公元861年至869年，南诏国曾三次攻打益州府（今四川成都），并从川蜀地区掳回十万工匠，而后在洱海地区大兴土木，建造宫殿庙宇。当地的白族工匠广泛接触到汉族工匠，学到不少先进技艺，融合白族木雕的风格，形成云南独树一帜的古建木雕技术流派。
随着历代宫殿城池、宗教庙宇工程的大规模修建，剑川地区逐渐成为声名远扬的木雕之乡。时至清代，剑川古建木雕的精湛手艺和匠人足迹已经遍布中国西南，甚至远达东南亚、西亚等地，也就有了清代学者张泓在其《滇南新语》中的记述。
三
中国各地民间木雕流派众多，风格多样。比较有代表性的皆为南方及沿海地区几大流派，如浙江东阳木雕，素有“雕花之乡”美称，擅长保留木质原有色泽纹理，题材广泛、图案优美、精细光润；广东潮州的金漆木雕，起源于唐代，用樟木雕刻，再上漆贴金，产生金碧辉煌的视觉效果；福州龙眼木雕以龙眼木为材料，当地木雕艺人擅长利用其根部及折痕疤结，因势度形，雕刻成趣味盎然的各类人物、鸟兽形象；乐清黄杨木雕从清代中期起发展，擅长民间木雕工艺品制作，以小型黄杨木人物造像或陈设品闻名；徽州木雕常运用在建筑物构件及装饰上，多描绘历史故事、山水名胜及各类吉祥图案等。
相较以上几大木雕流派，剑川木雕有着自己非常显著的艺术特点，其兼南北之长，充分展现了白族和中原文化的交融，把原有的粗犷、豪放的风格和江南木雕细腻、精巧的风格融为一体，成为全国木雕的重要派别之一。从本土一些作品的雕刻图案中，能清晰看到在中原传入的基础上融入了白族民间图腾崇拜和民间风俗崇尚，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对牡丹、蝙蝠、狮纹、龙纹、寿纹等纹样进行适当的写意式变形等。
题材内容上，剑川木雕主要以古建木雕为主，还包括本地宗教信仰主题雕刻，以及独特的山石、花鸟、走兽雕刻等，人物雕刻则相对较少。其中，花鸟题材的雕刻是剑川木雕中最有特色的，花卉多为写实，常有木匠打乱花序节令，把云南八大名花和谐地雕刻在一起，荷花、牡丹则通过凸凹的雕刻手法，使之形神兼备，颇有“繁花四时香”之效。花鸟鱼虫大多在一个画幅共同展现，题材常有孔雀开屏、喜鹊登梅、白鹤盘松、鲤鱼跳龙门、双凤朝阳等等。经过千余年的发展和衍变，剑川木雕目前有嵌石木雕家具、工艺挂屏和座屏系列、格子门系列、古建筑及室内装饰装修、旅游工艺品小件、现代家具六个门类260多个花色品种，集艺术价值、观赏价值、珍藏价值和实用价值于一体。
无论何种题材，剑川木雕都用虚实结合的手法，细腻精巧的刻工，疏密得当的布局，以镂、透、衬、比的技巧雕成。正如强勇在《对剑川木雕的近观远思》一文中谈到：“画法、书法、刀法组构出剑川木雕在技艺、技能领域的章法，写意式的用刀方式所呈现出来的古朴、厚实、拙而不巧、气格宽厚，正是剑川木雕原初的遒劲本色。”而在工艺技法上，剑川木雕中圆雕、浮雕、浅浮雕、线雕、镂空雕等全套雕刻手法齐用，尤其擅长镂空雕花技术，雕花层次从明代的单层线雕、浮雕发展到两层甚至七层的镂空雕花，令观者叹为观止。此外，剑川木雕的榫卯结构也很独特，不同于一般使用的直榫，其大量使用斜榫、燕尾榫、十字榫，因而木雕产品牢固，抗震性极强。
剑川木雕除了技艺和风格上与其他流派存在差异，最吸引人的地方还在于它与普通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剑川街头所售卖的剑川木雕大多是建筑用的格子门及装饰件，购买者也都多为当地百姓，这在其他地方并不多见。
在剑川古城，目前仍保留着一百余座明清古建，明代建筑院落40余处，其中保存完好的有21处，清代建筑有146处，还有很大一部份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的土木结构建筑。古城内的建筑几乎囊括了白族建筑的所有类型，有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走马转角楼、六合同春、一颗印等等，具有很高的文物保护价值。可以看到，明代的建筑木雕注重结构严谨，但图案简洁、刀法明快、线条流畅，清代建筑木雕除了注重结构严谨结实以外，更加注重外形的美观，尤其在木雕构件装饰上要求较高，雕凿较为精致细腻。因此，相较明代的简洁厚实的格子门，清代的格子门更看重雕花图案的精美，形成“吉祥如意”“福禄寿喜”“松竹梅兰”等品类繁多的雕花图案。
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剑川木雕有非常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剑川木雕工艺的生存与发展处在一个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不断产生历史交融的空间中。如今，当地不仅有至今仍在盛行的八月初八“木匠祖师鲁班会”，还有全国数量最多，至今仍广为流传的木匠故事、木匠歌谣、叙事长诗等等，对白族历史、语言、工艺传承发展等情况的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也为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美学、考古学等提供了珍贵的材料。
四
建国以后，剑川木雕在国家相关政策下得到显著的发展，首都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等重要建筑都饰有剑川木雕。1996年，文化部（现为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命名剑川为“中国木雕之乡”。2011年5月，剑川木雕由国务院公布列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称誉都大大提高了剑川木雕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然而，刚来到剑川的强勇在走访调研中发现，剑川木雕这样一门有着丰厚历史传承与较早成名机遇的传统手工艺，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却在工业化发展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一度出于低迷的状态，市场名气和发展远不及浙江东阳、福建莆田等沿海地区的木雕艺术。究其原因，除了地处大山闭塞地区之外，当地人民风淳朴、多做少言的性格，贫困县整体经济基础薄弱、现代市场意识不足都造成了剑川木雕得不到广泛宣传，“藏在深山无人识”，因而出现“起大早，赶晚集”“手里有货，看别人挣钱”的现象。
作为剑川手工艺的龙头产业，强勇在扶贫工作开始不久，便将“剑川木雕”的发展视为帮扶的工作重点，努力寻找转机和突破口，利用政策思维和艺术资源打造切实可行的平台。例如，在全国成立传统工艺工作站是文旅部实施的国家政策，通过中央美术学院和剑川当地联合申报，于2017年成立“中央美术学院驻云南大理剑川传统工艺工作站”，以“用字引领、根字为基”作为宗旨，将剑川的木雕、石雕、土陶、白族布扎以及式微、濒临消失的纸扎、民间玩具、羊毛毡毯制作等工艺综合带动，联动提升。工作站建立后，为中央美术学院的师生资源、艺术资源深入到剑川当地，链接高校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强勇围绕剑川木雕所开展的扶贫发展工作，包括四个方面：
01、在思想观念层面
注重交流对话，培养有整合意识的产业化发展思维。首先，实践的长足发展要结合理论与思想上的提升，他定期组织学术对话及研讨活动，通过2016年举办中国·剑川木雕文化产业发展学术研讨会；2017年组织举办“匠作、设计、生活”为主题的传承人与设计师对话会；2018年举办大理·剑川木雕艺术博览会暨剑川木雕文化节“剑湖论坛”等活动，同时自己撰写万余字剑川木雕产业发展的调研文章《对剑川木雕的近观远思》，针对木雕的传统发掘、文化定位和未来发展做好相关研究工作。其次，立足本土，保有特色。强勇提出，在木雕产品的创作与制作思路上，不足之处可以借鉴学习兄弟省份的优秀经验，但不能放弃白族特有的风格、类型和装饰纹样，如果产品趋同，本土特色流失，木雕作品或产品将毫无竞争力而言。又如剑川人物雕刻弱，可以回眸晚唐以来剑川石雕人物工艺塑造方法，以石钟山石窟人物造像为蓝本，实地临摹感受，或是借鉴中央美术学院在西方解剖造型上的训练方式等，以此来增强对剑川木雕中人物塑造的表现力。强勇认为，剑川木雕行业的现状总体是“竞争有余、交流不足、各自图存、合作不够”，要在竞争机制下进行业内的合作，在合作的基础上进行良性的竞争，避免过去传统作坊式的发展模式，整合行业资源，将地方特色木雕工艺与现代市场有效接轨。
02、在产品研发层面
引导注入现代工艺与设计意识。在扶持工艺的同时，打造本土设计团队，提升工艺自主研发能力，以顺应新型旅游市场的需求，开发新颖实用的设计产品。过去，剑川木雕并不太注重产品品种门类的丰富度，一直存在板块相对单一、造型样式雷同的问题，木雕生产也不会考虑现代年轻人群的审美需求。工作站针对这一现状，组织教育、文化、宣传等系统具有美术基础的教师和传统工艺匠师组成设计团队，由站长强勇主抓设计的团队培训和授课。自开展工艺品设计研发以来，共设计了549张设计稿，完成产品180多件，并于2018年剑川民族传统节庆石宝山歌会节期间，举办“剑川县旅游工艺品创意大赛设计与实物制作展”，向民众展示汇报。2020年疫情期间，工作站准备举办“创意剑川、走进生活”文创产品设计大赛及展览，把因疫情滞留剑川的各地各类艺术院校剑川籍的大学生、研究生组织起来，在当地同事的配合下，强勇以视频网课的方式授课、审稿，目前已出设计稿100余套。
03、在人才培养层面
运用“请进来，走出去”的方针，培养具有新型创作思维和经营思维的木雕从业者。剑川木雕产业的从业人员有两万余人，这样的数量在全省工艺美术行业都是领先水平，剑川过去的木匠是集工匠和文人学者于一身，“拿起墨斗当木匠，提起朱笔作先生”。而如今的剑川木雕从业人员普遍学历较低，高中毕业已算是高学历，为谋生选择学一门手艺，且多为半工半农人员。针对这样的问题，强勇实行先“请进来”，定期请当地、外地的学者及专业院校教师来剑川开课、办讲座，先后在工作站举办九期“剑川传统工艺大讲堂”，使工艺从业人员不仅要“知道怎么做”，更得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让非遗人群、传统工艺人员和文化工作者获得最前沿权威的文化信息，从地方历史的发展中厘清当地白族文化与传统工艺的内里脉络。这些讲座不仅提高了木雕手工艺者的文化艺术素养，拓宽了传统工艺的创作思路，也增强他们对剑川传统工艺的文化自信。再实行“走出去”，带队考察其他工作站工作，到省内外传统工艺富集地学习考察非遗保护传承开发方面的经验，拓宽眼界。此外，配合学校及相关政策，积极组织木雕工艺传承人和从业者到中央美术学院参加学院中青年非遗传承人高级研修班培训计划。在“剑川传统工艺大讲堂”培训结束后举办展览，采取“一训一展”的方式，并开设常设展，同时让剑川县职业高级中学工艺美术专业的学生一同参与，为后续的当地工艺发展做好人才储备和梯队建设，也为年轻学子在家门口自主创业、服务家乡打下基础。
04、在宣传推广层面
积极引入专业媒体资源，并打造一系列大赛活动平台。拍摄以剑川传统民族工艺为主要内容的纪录片等，并主持“剑川名匠”评选活动、举办“手工剑川·走进生活”旅游商品创意大赛、木雕产品创意雕刻大赛等。
此外，强勇在挂职之初就体认到“合纵连横”对于剑川木雕发展的重要性。“连横”是指在剑川内部利用民间力量、协会的功能整合木雕队伍，在政府政策支持的情况下，分规模、分层次拉动产业、带动经济，先期内部合作要重于竞争。“合纵”即是对剑川外部环境而言，针对其他兄弟省份的木雕精英、队伍、产业和市场，既竞争又合作，竞争大于合作，各有侧重，加深情谊，友好切磋。在扶贫攻坚工作开展的三年半时间里，强勇一直致力于木雕产业中的“合纵连横”，将剑川木雕“各自开山修路”的状况，通过各项资源与措施的整合，最终“拧成一股绳”，这些举措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剑川木雕不仅有悠久的历史，时至今日在谋求民族文化的自信、地方经济的发展、现代工艺的提升方面，担当起更为重要的角色。据最新统计，截至2019年，全县从事木雕工艺人员有21000多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360多人，月收入3000到4000千元左右，实现产值4.74亿元，木雕产业已经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剑川木雕也成为了本地健康持久的支柱型特色产业。
中央美术学院对口帮扶剑川七载，用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完成了一份卓有成效的扶贫成绩单，成为“扶贫攻坚”校县合作的经典案例。高等艺术教育不仅需要向社会培养高端艺术人才，还应积极与中国广大的地域现实、民间艺术相结合，主动发现、研究与解决问题，弘扬、传承中国璀璨的民族文化。剑川木雕手艺传承作为一个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像一条长河连绵不绝延续千年，如何在传承和创新之间找到一条独立的发展路径，继续弘扬“工匠精神”，打响“千年技艺、手工木雕”的品牌，值得我们持续思考和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