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庄遗址位于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四通镇时庄村，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包括龙山文化末期、岳石文化和春秋战国等多个时期的遗存。钻探和发掘表明，遗址的南部是一处夏代早期的粮仓城。
发掘遗迹分布图
粮仓
遗址的南部为人工垫筑的台地，面积约5600平方米。台地外围有宽浅的围沟，面积合计2.4万平方米。在台地上已发掘的近3000平方米范围内发现了29座罕见的仓储遗迹，分布集中，形制多样。这些仓储设施建造时大多先平整垫高地面，然后以土坯建造土墩或墙体，外侧涂抹细泥。根据建筑形制的差别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地上建筑，共13座，平面形状为圆形。建筑方式是用土坯垒砌成多个圆形的土墩作为立柱，高出地面，立柱直径0.5-0.9米。立柱和柱间墙一同围合成圆形的建筑基础。其上铺垫木板作为仓底，再以土坯围砌一周形成仓壁，上部封顶。其建筑面积最小5.5平方米，最大21.6平方米，其它8-14平方米之间。第二类为地面建筑，共16座，建筑方式是以土坯直接垒砌墙体。第二类依据平面形状的不同又可分为圆形和近方形两种，前者7座，建筑面积5平方米左右；后者9座，建筑面积约9-12平方米。
上述建筑的形制明显有别于当地同时期用于居住的普通连间排房，具有较为特殊的功用，性质应为古代的粮仓。其一，其建筑形制与文献记载、民族志记录的各类粮仓以及历史时期出土的粮仓建筑模型均十分接近。其二，在保存较好的仓储遗迹废弃堆积的底部检测出的植硅体组合较为单一，主要来自粟、黍类作物的颖壳和用于仓储建筑材料的芦苇类、茅草类植物的植硅体；浮选碳化大植物遗存鉴定的结果也显示，除了粟、黍和黍亚科种子之外，几乎没有其它的植物遗存；此外，仓储废弃堆积的土壤中也检测出黍素成分。其三，上述建筑外侧涂抹细泥、台基垫土自下而上普遍铺垫粗颗粒粘土隔水层和细颗粒粘土防水层等防潮措施，符合作为粮仓建筑的特定要求。
夯土围墙
粮仓遗迹所处的台地上发现东、西两个同时期的夯土围墙。发掘和钻探表明，东围墙宽1.9-2.8米，残存高度0.75-1.2米，内部圈围面积近1100平方米；西围墙宽3-3.5米，残存高度0.45-1.3米，内部圈围面积1200余平方米。东围墙建造年代略早于西围墙，东、西围墙在台地的东南部有较为明显的缺口，应为进出通道。
聚落中同时期的遗存以粮仓遗迹最多，极少见灰坑、水井、陶窑、房址、墓葬等其它类型的遗迹。一座具有居住功能的连间房F1居于台地中间，粮仓遗迹围绕F1外围，且均集中分布于夯土围墙保护范围之内。因此聚落整体布局结构清晰，功能单一，是一处以储粮为主要功能的特殊围垣聚落。
年代
遗址出土陶片少且碎小，能够拼对修复的20余件陶器集中出土于3个灰坑。从陶器反映的考古学文化面貌看，属于造律台文化的晚期，大致相当于嵩山地区的“新砦期”阶段。发掘表明遗址的主要堆积形成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有少量人类活动，通过有限的解剖发现有1处方形的房基和1座圆形地面粮仓，应为小型的居住聚落，兼具仓储的功能；第二阶段，经过较大规模的人工堆垫、平整和修筑，形成外围具有宽浅围沟的垫筑台基，其上修筑东、西夯土围墙，并出现居住功能明确的F1和密集的粮仓建筑，其中地上式12座、地面式9座；第三阶段，对前一阶段粮仓建筑的修葺和重建，目前发现8座这一时期的粮仓建筑，其中地上式1座、地面式7座；第四阶段，粮仓聚落的废弃阶段，时代为岳石文化早期。
系列样品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上述遗存的年代范围为BC2000-BC1700年左右，均已进入夏代早期纪年。
价值与意义
时庄遗址的布局清晰、功能单一，专用于粮食的集中储备，是龙山末期中原地区新出现的小型专门化聚落，是除了城址和一般聚落之外的一种崭新的聚落形态。系统的考古钻探和调查表明，在时庄遗址周围1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还存在至少15处同时期的聚落，大致呈散点状分布，共同构成了庞大的区域性聚落群，是时庄单一功能性聚落发展的重要支撑。
时庄遗址的各式粮仓密集分布于近方形夯土围垣之内，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粮仓城，为研究中原地区早期国家的粮食储备、统一管理和可能存在的贡赋制度等提供了绝佳的实物资料。
时庄遗址粮仓城的年代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新砦期”阶段，即文献记载的“太康失国”至“少康中兴”的夏王朝早期。方形夯土围垣式功能性聚落，可与登封王城岗小城、二里头“九宫格”式布局结构相比较，为夏文化和夏王朝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早期夏王朝的社会组织结构、管理水平和国家治理能力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