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川籍艺术品市场研究者，现任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研究员的马健对成都艺术品市场的成长有着切身的感受，更为可贵的是他还拥有经济学的视角，并出版有《收藏投资学》、《收藏品拍卖学》和《艺术品市场的经济学》等著作。为了更深入了解成都地域文化特色、地方收藏性格及艺术品市场成长历程和现状。
记者：不同文化地区的艺术品市场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成都艺术品市场是否有其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
马健：成都的艺术品市场的确深受地理因素和本土文化的影响。从地理上看，四川盆地是名副其实的“四塞之国”，交通不便，古代尤甚。所以，大诗人李白才会发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千古一叹。这种地理环境导致了四川人固有的“盆地意识”。从文化上看，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古蜀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自汉景帝末年的蜀郡守文翁在成都兴建中国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文翁石室”以来，成都的文脉和“尚文”之风几乎从未中断：从汉赋四大家中的司马相如和杨雄，到位列明代三大才子之首的杨慎，再到新文化运动主将吴虞和当代文坛巨匠巴金。班固在《汉书》里的评价“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可以说是非常准确的概括。
记者：那么，成都人的收藏文化是如何养成的?
马健：自秦昭王时代的蜀郡守李冰父子主持修建都江堰后，成都平原就“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被誉为“天府之国”。这种地理环境和经济状况使成都人多次躲避了历史上的战祸，长期过着相对安逸的生活。受这一大背景影响，成都人的骨子里有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好耍”精神。举个例子，我那些生活在成都的高中同学建了一个QQ群，群的名字叫“这周咋个耍”，讨论的主题就是美食和游玩。成都人的“好耍”，由此可见一斑。而成都人的收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图“好耍”。因此，成都收藏者的兴趣比较广，除了人气最旺的书画和瓷杂，玩玉器、木器、佛像和古籍的人也不少。
记者：成都曾被称为中国“收藏第三城”，成都的艺术品市场是怎样成长起来的?
马健：如果从改革开放算起，成都最早的古玩艺术品市场当属上世纪80年代初在猛追湾游泳池周围自发形成的“市集”。从自发形成，而非政府主导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成都人将收藏作为一种休闲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收藏观。随着“收藏热”的升温，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成都又陆续形成了二仙庵古玩市场、草堂寺古玩市场、送仙桥古玩艺术城和三国古玩城等多个艺术品交易中心。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成立于1994年的四川翰雅拍卖行不仅成功敲响了艺术品拍卖的“西部第一槌”，而且同中国嘉德和北京翰海一起被国家文物局确定为最早进行综合文物拍卖试点的3家拍卖公司之一。而成立于1998年的成都上河美术馆则是中国第一批由民营企业创办的私立美术馆，也是中国第一家聚焦于具有前卫性的中国当代艺术的美术馆。虽然由于种种原因，翰雅拍卖行和上河美术馆都没落了，但二者却是成都在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史上留下的浓重两笔。
记者：川籍当代艺术家的市场影响力举足轻重，但成都本地藏家似乎更钟情中国书画?
马健：是的，成都本土的收藏者对书画的兴趣颇浓，对油画感兴趣的人相对较少。如果将目光聚焦于中国书画和当代艺术的话，成都艺术品市场的“两极分化”特点十分突出：
一方面，在中国当代艺术界，“四川画派”的影响力之大是众所周知的，以至于有人开玩笑说，四川话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工作语言，不懂四川话的人很难研究当代艺术。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也并不为过。记得有一次，我在杭州参加蒋再鸣兄策展的“反光：新艺术纵深邀请展”，晚上吃饭，每桌都传来熟悉的川音，简直让人有一种身处成都的错觉。但遗憾的是，“四川画派”的很多重要作品都不在成渝两地，而是在外地甚至海外。例如，台湾山艺术基金会对上世纪80年代“四川画派”的收藏就是垄断性的，“伤痕美术”和“乡土绘画”中的所有代表作几乎都被囊括其中。由于成都经济水平的客观约束和成都本土藏家的长期忽视，尽管成都早已成为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创作中心，但一直都不是市场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