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誉为“造了半座南京城”的杨廷宝，与梁思成被尊称为“南杨北梁”，其门下弟子中有吴良镛、齐康、钟训正、程泰宁等多名院士。
一生设计120项建筑作品超一半在南京
杨廷宝与吕彦直、梁思成、童寯、刘敦桢并称“中国建筑五宗师”。因吕彦直英年早逝，其他四人又被尊称为“现代建筑四杰”。
1901年，杨廷宝出生于河南南阳，1915年考取清华学校，1921年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留学，并获硕士学位。1927年初，杨廷宝学成回国，即应邀加盟当时国内赫赫有名的基泰工程司，成为第三合伙人，并主持设计工作。
“从1936年起，到1982年去世，杨廷宝先生在南京工作、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知名建筑史学者、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历史及理论研究所副教授汪晓茜告诉记者，“杨廷宝一生设计了有案可查的建筑作品120项。其中有超过一半（69项）的建筑作品耸立在南京街头巷尾，覆盖在梧桐林荫之下。而其中又有近一半（33项）数量的传世杰作，作为珍贵的建筑遗产已被列入国家、江苏省、南京市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它们像璀璨的明珠装点着南京而大放异彩。”
据汪晓茜介绍，杨廷宝不少重要设计作品分布在南京城的中山大道主干道沿线一带。其中有下关火车站、大华大戏院、原国立中央研究院（现为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所在地）内三座大楼、原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楼（现为南京军区档案馆）、原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现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紫金山天文台本部、中山陵园音乐台等等。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参与、指导设计过的大校场机场航站楼、雨花台烈士陵园等都是南京重要的标志性建筑。“可以说，杨廷宝是对近现代南京城市建设影响最大的建筑师。”汪晓茜说。
值得一提的是，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的老图书馆、大礼堂和中大院的加建部分、沙塘园宿舍区、五四楼等都是由杨廷宝先生设计的。它们的布局从希腊古典样式的东大四牌楼正门，经梧桐大道一直贯穿到大礼堂。而这些加建部分与各自主体完美融合，空间和形式上非常和谐。
四类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杨廷宝的建筑作品有怎样的特点呢？汪晓茜介绍，中国近代建筑设计的开端一直被西洋、东洋建筑师霸占着。直到20世纪上半叶，第一批留学海外的本土建筑师们才开始回国执业。他们以强烈的报国热情、娴熟的执业技能登上了建筑创作的舞台，为中国建筑的现代转型作出了巨大贡献。
“杨廷宝一生的创作思想和手法大体可以分为四类，代表当时一批优秀建筑师的风格演变历程。即在新旧共处、东西交融的历史时期，在民族性与科学性的各类实践议题中，努力寻求适合国情的设计方法，这一持久性的努力一直延续到他们的晚年。”汪晓茜说。
第一类作品出现在杨廷宝执业生涯早期，如京奉铁路辽宁总站、东北大学校园规划与校舍、沈阳少帅府建筑群、清华大学图书馆扩建工程等。“不论单体建筑或群体规划，杨廷宝都相当注重功能合理性和建筑本身的个性，而形式上则都带有西方古典建筑或折衷的影子，存在一定的模仿性。这也是民国时期执业建筑师起步阶段的普遍做法，但这些作品本身都是高水平的。”汪晓茜说。
第二类是中国古典复兴式的新建筑。杨廷宝在美国受到西洋建筑设计方法和艺术手法的训练，没有接触过中国古典建筑。但1932年开始，他主持了包括天坛圜丘、祈年殿、中南海紫光阁、北京城东南角楼等八处十座古建筑的修缮工作。他虚心向工匠学习，对中国古建筑的设计要点、施工技术、构造等进行了深刻独到的研究，很快成为古建筑行家，奠定了他后来50年融通中西方建筑文化为一体的设计道路。1930年代他在南京设计的谭延闿墓、金陵大学图书馆等一系列建筑，抗战期间设计的四川大学校舍、励志社等作品，将传统官式建筑的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三类是简化的民族形式。如民国时期的北平交通银行、南京中山陵园音乐台、中央医院、中央体育场，解放后的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等建筑都采用了一种叫做“新民族形式”的做法，即以西式形制和简约造型为主体，局部如檐口、须弥座、墙面及门廊适当点缀中国传统细部和图案，既有鲜明时代精神，又符号化了民族意识，是中国建筑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种可贵探索。
第四类是更加简练的现代派建筑。如民国时期南京的中山陵园孙科公馆、新生俱乐部、下关火车站扩建、公教新村等工程则表现出彻底的革新精神，完全按照现代功能要求组织空间和形式，注重经济性、技术和材料，摒弃装饰，采取几何体块的造型和简洁的立面，是现代主义建筑在中国最早的尝试之一。而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主持设计的多数工程，其中1953年建成的北京和平宾馆更被视作中国现代主义建筑的典范作品。
“杨廷宝的设计风格纵贯中西，他能适应各类业主需求，并始终关注国际建筑的新动向，不墨守古典设计的成规，创新上颇具勇气。他的许多现代特色的建筑堪称时代杰作。”汪晓茜说。
封笔之作为孩子们设计红领巾广场
负责编纂《杨廷宝全集》的东南大学建筑学院黎志涛教授回忆，杨老为人十分低调，很多图纸、手稿等资料物件都需要像大海捞针般地从各地收集，在收集史料过程中，他也了解到杨廷宝先生许多不为人知的感人故事。
当杨廷宝修缮北平天坛工程接近尾声时，一天，他带着妻子陈法青到快要完工的圜丘坛游览了一番。此前因杨廷宝经常忙工程出差在外，两人聚少离多。这次他俩难得在一起边漫步，边观赏天坛美景。不料，杨廷宝突然被正在修缮皇穹宇的老师傅叫走，说现场有问题要他处理，杨廷宝只得留下陈法青让她独自“再转转”。结果，陈法青一直等到天黑，杨廷宝才匆匆返回，但陈法青并没有怪杨廷宝。“廷宝的脾气我很清楚。他认真、严肃、事必躬亲，工作一上手，会把一切别的事情都忘掉。”陈法青这样评价丈夫。
南京雨花台红领巾广场是上世纪80年代全省700万少先队员每人捐献一分钱建成的少年活动场所。共青团江苏省委、南京市领导曾登门拜访杨廷宝，想请他为全省少先队员设计红领巾广场。不巧，当时杨廷宝因眼底出血住院刚出院不久，正在家中休养。但听到此事，他当即答应下来。
动工之后，已过80岁的杨廷宝冒着酷暑严寒，几次步履艰难地到现场察看，向施工人员解答图纸上的疑惑，或者共同探讨施工中遇到的问题。工程快要竣工时，杨廷宝要求夫人陪他一起去现场再看看。路上，杨廷宝深情地说：“红领巾广场建好后，我算是了却了一件心愿。早在上世纪20年代，我在欧美看到差不多每个国家都有儿童游乐场或者儿童活动中心建筑。当时，我就很羡慕，心想，我们中国以后也会有，我一定要为孩子们设计一个活动场所。可是，不久日本侵略中国，后来国民党又打起了内战，我的心愿一直没有机会实现。解放后，我又想起了这件事，但百事缠身，身不由己，还是不能如愿。直到后来山西路要建儿童剧场，那时我正有事外出，不要说主持设计了，就连一臂之力也未能使上。所以，我这一辈子没能为孩子们设计一座建筑，就成了我的一块心病。这次能在有生之年为江苏省的孩子们设计一个红领巾广场，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也许这是我的封笔之作了。”
1982年6月1日下午，团省委在南京雨花台举行了红领巾广场竣工仪式，来自全省的1400多名少先队员、辅导员参加了大会。杨廷宝接受了少先队员敬献的红领巾并为红领巾广场揭幕。半年后，他与世长辞了。
“可以说，杨廷宝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他所热爱的建筑事业，兑现了他为救国刻苦读书、为建国敬业奋斗的志向。”黎志涛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