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魁立，一生从事民间文化研究。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留学归来，便深深扎根于民间文化领域。即使年届九旬，依然积极为非遗保护以及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谋划策。近日，刘魁立在北京接受了四川日报全媒体“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记者专访。言及非遗保护传承，他认为中国20年来持续不断的工作使非遗保护成果有了质的飞跃，不仅抓住了非遗保护的核心、传承人的问题，多年来对非遗的重视，也让越来越多的国人更加尊重和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并自觉投入到传承的队伍中去。
民俗学是走出来的学问
民间文学、民俗、非遗……刘魁立的研究对象，有着鲜明的特色。作为上世纪50年代就留学苏联的“海归”，刘魁立的研究对象没有选择普希金、托尔斯泰等文坛泰斗，反而是对准了普通百姓和他们的文化。他笑称，“我选择研究民间文化。”
刘魁立对民间文化的热爱，在青少年时期就埋下了种子。那些民间的年节习俗和有趣的婚丧礼仪令他好奇，“孟姜女哭长城”“牛郎织女”等传说故事和戏文，总让他听得津津有味。16岁时，刘魁立被选送到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学习，后又被选派送到苏联留学。在学校听教授讲述俄罗斯民间文学以及到乡下考察、收集民间故事的经历，让他完成了对民间文化从感性上的喜欢到理性热爱的转化。“在历史进程中，老百姓的文化非常值得研究，因为他们根植于泥土中，拥有旺盛的生命力。”
刘魁立一直信奉“民俗学是走出来的学问”。从苏联归国后，他被安排在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当老师，在黑龙江省文联的支持下，开始针对当地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进行调查。刘魁立有一个宏伟规划：争取按地区、民族、职业，把全省民间文学蕴藏和流传的情况都考察一遍。连续3年，他和同事一起，深入满族、朝鲜族、回族、赫哲族收集民间故事，听他们讲节日习俗，甚至还专程搜集过抗联的传说。“当时的条件很差，能够用的只有笔和纸。好不容易借到一台美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制造的录音机，结果有十几公斤重……”条件虽艰苦，刘魁立却乐在其中，他没想到自己所在的黑龙江居住着那么多少数民族同胞，他们的传统文化又是那样丰富多彩，“在我的面前，仿佛打开了一座宝库。”
1979年，刘魁立从黑龙江调到了北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参与推动恢复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协助文艺理论家毛星编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其间频频前往新疆、云南、贵州、四川等地的民族地区调查少数民族文学和民俗，和新疆的俄罗斯族同胞一起跳热烈的民间舞蹈，在西双版纳听傣族同胞庆贺新房落成时狂放不歇的歌声，刘魁立深深感受到民间文化生命的脉动，“我要把世世代代流传的文化遗产收集起来整理研究，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那些年里，刘魁立的民间文学研究既有深厚的本土文化观照，又有学科前沿的理论构想和建树。他最先力排众议提倡忠实记录“一字不移”，提出“活鱼要在水中看”；对“母题”“情节”等传统概念的创新性探索，尤其对“生命树”叙事理论的构建，在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还协助推动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相继参加《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总编委会工作、主编《民族文学研究》杂志等，作为课题负责人组织《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编写时，推出的民族文学史达到40多部，以诗歌、小说、散文等不同的类别呈现了少数民族鲜活生动的文学创作。
投身非遗事业，贡献诸多保护理念
从本世纪初开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开始受到重视。原本就学民俗学、且对民间文化发自肺腑地热爱的刘魁立，又全身心地投入到保护传承中国非遗的事业中。
刘魁立对中国民间文化爱得有多深沉？有两个故事或许可以证明。他曾前往泸州考察国家级非遗项目先市酱油。站在赤水河畔，看到数百口发酵黄豆的酱缸排得整整齐齐，仿佛在迎接游客检阅的士兵，空气中还弥漫着豆子发酵的香味，刘魁立感动得双眼湿润，“中国的传统工艺就是被一个个这样有情怀的小作坊保存了下来，生生不息。”而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以后，对羌年印象深刻的刘魁立第一时间申请到四川做志愿者，无奈有关方面考虑他年事已高拒绝了他的申请，这一直被他引为憾事。
不过，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刘魁立对中国的非遗保护贡献良多。
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第一个非遗保护工作指导性文件《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刘魁立就参与了文件的起草。正是这份《意见》充分阐释了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保护工作的目标和方针，并且提出要建立名录体系，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制度。以此为起点，刘魁立全副身心投入到当时文化部非遗司主持的国家级非遗代表作名录、代表性传承人名录、文化生态保护区名录，以及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候选项目等的评审工作。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期间，正是他向代表们宣讲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会长朝戈金评价的那样，刘魁立具有“开拓多领域学术标志性成果的卓越能力”。一头扎进非遗领域以后，刘魁立所思所著皆以非遗的保护与传承为主题。他在中国非遗保护实践与研究中的个人足迹，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非遗保护事业的时代剪影。
早在2003年左右，刘魁立就提出了非遗的整体性保护原则。他认为既要保护非遗有形的外在，更要注重它所依赖的环境；不仅要重视非遗的静态成就，也要关注它的存在方式和过程以及它所体现的智慧和情感等，不能把非遗解构成散乱的零件、变成文化的碎片或孤岛。他还提出非遗的共享性与基质要素保护，也就是非遗保护并非只是传承人的责任、非遗保护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基质守正的前提下允许不断发展、演进和创造。在非遗传承人出现只关注申报和身份认定，却不履职尽责的倾向时，刘魁立又及时提出非遗保护传承要有“公产意识和契约精神”，提醒传承人非遗是人民群众在历史中共同创造出来的，传承人有保护的责任却无独占的权利。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非遗传承人退出机制在几年前出台，不能尽职履约的传承人在一定条件下将被除名。
刘魁立对非遗保护传承的系列思考，只为对非遗保护的实践以及非遗基础理论建设带来积极作用。为了给非遗的整体性保护创造条件，他和专家又为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出谋划策，确保非遗与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相依相存，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如今，闽南文化、晋中文化等一大批具有鲜明特色的地方传统文化，以及在“5·12”汶川特大地震中损毁严重的羌族文化，经过多年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已经得到保护并重放异彩。
推动传统节日与国家法定节假日结合，传承弘扬中华文化
刘魁立的研究和公众最息息相关的，莫过于带领中国民俗学会完成“民族传统节日与国家法定假日”课题，直接促成了2007年国务院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把清明、端午、中秋等三个传统节日增设为国家法定节假日。
刘魁立认为，“传统节日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的时间系统和文化观念，是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标志。”虽然前些年这几个传统节日不放假，“但在民间，这些节日以及和节日相关的习俗是存在的。清明时大家会给亲人扫墓，端午会挂艾草、包粽子，中秋则会吃月饼。”如果这些拥有深厚文化积淀的传统节日能够以法定节假日的形式呈现，“可以把传统节日在更多老百姓心中树立起来，让我们更热爱自己的民族和文化传统，增强文化自信。”
2005年起，刘魁立担任会长的中国民俗学会，连续三年以“传统节日与法定假日”为议题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多国民俗学家讨论各国传统节日与现代国家公共假日的关系，目的就是推动传统节日和法定节假日融合，争取将民族传统节日纳入法定节假日体系。2006年12月至2007年2月，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当时的文化部委托，刘魁立率领中国民俗学会完成了相关课题，他亲自执笔主体论证报告，对我国传统节日的起源、流变和文化内涵进行阐解，对节假日体系改革问题提出建议。考虑到假日或多或少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刘魁立曾建议在原有的假日天数里不增加新的天数，而只是把“五一”和“十一”假期挪给传统节日，不给国家经济增加负担，“让我没想到的是，国务院最后公布的假日方案里，除了把三个传统节日定为了法定假日，整体的假日时间还比原来多了一天。”
2016年，中国的二十四节气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该项目虽然由中国农业博物馆带头申报，但其间担任中国民俗学会会长、名誉会长的刘魁立带领一众民俗学家发挥了重要的智力支持和学术支撑作用。仅是申报前的文本制作以及提炼项目的价值意义，就开了近20次研讨会。除了最后两次对文本进行翻译时没参加以外，刘魁立、罗微、祁庆富等专家全程不落，只为提炼出二十四节气的准确精神内核。
最近20年来，中国的非遗保护传承成果丰硕，刘魁立仍然活跃在非遗保护传承的战线上。以专家身份参加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国家级传承人等的评审工作，2024龙年的生肖邮票设计也邀请他从民俗角度提供设计参考。
放弃颐养天年而投身工作，累吗？刘魁立乐在其中。能推动中国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永葆青春，就是他的力量之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