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十二五”即将收官。回眸五年，请问“十二五”时期文物事业发展给您印象深刻的方面有哪些？
刘玉珠：回顾五年的文物工作，总的特点是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明显提高，文物事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态势。首先，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文物工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文物保护作出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文物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国务院召开全国文物工作会议，部署新时期文物工作。公布施行了《博物馆条例》，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旅游等开发建设活动中文物保护工作的意见》。其次，各方重视程度持续加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文物保护法执法检查，地方各级人大加大文物保护法执法监督力度。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文物保护及公共文化服务建言献策。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领导干部对文物工作重要性的认知不断提高，依法保护文物的意识日渐增强，对文物工作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出台了一系列加强文物工作的政策举措。第三，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基本形成。文物部门与外交、发改、教育、科技、工信、公安、财政、国土、环保、住建、商务、文化、工商、旅游、宗教、海洋等部门的沟通协作进一步密切，全国文物安全、水下文物保护和文物旅游等部际协调机制发挥了积极作用。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文物支出五年累计1404亿元，年均增长16.5％，其中中央财政文物支出五年累计607亿元，年均增长17.1%。第四，社会参与渠道不断拓宽。非国有博物馆达到982家，占到全国博物馆总数的22%；文物保护志愿者队伍日益壮大，文物保护社会组织作用得以发挥；山西曲沃、广东开平、安徽黟县、浙江金华等地动员社会力量，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文物保护实践取得成效。
记者：“十二五”时期，文物工作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请您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刘玉珠：五年来，文物工作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主动服务、积极作为的意识和能力明显增强。一是围绕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们逐一排查18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抗战遗址保存状况，完成了46项抗战文物保护修缮和展示利用工程，实现了文物系统管理使用的113处抗战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部对外开放，集中推出了333个抗战文物陈列展览。二是落实“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遗圆满成功，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前期工作加紧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展和丝绸之路文物展相继举办，赴坦桑尼亚、斯里兰卡举办海上丝绸之路展。习近平主席在APEC会议期间，向各国来宾推介丝绸之路文物展，称赞该展览生动体现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三是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完成延安革命旧址群保护提升工程，开展赣南等中央苏区革命旧址修缮保护工程，对445处延安革命旧址和江西8个市54个县的革命旧址进行有效保护，大力发展红色旅游，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四是贯彻落实中央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和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全面推进对口援疆、援藏文物保护规划和重点工程，中央财政五年累计投入28亿元，对口支援省份五年累计投入1.5亿元，合力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文物事业发展。五是大力支持灾区恢复重建，245个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后文物抢救修缮工程和60个青海玉树地震灾后文物抢救保护项目全部竣工，130个四川芦山地震灾后文物抢救保护项目全部开工。六是配合做好三峡工程、南水北调、西气东输、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新型城镇化等国家重大建设项目中的文物保护工作，以优质高效的服务，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历史文化传承。
记者：文物保护，历来是文物工作的重点。请您概述介绍五年来文物保护方面的重要进展情况。
刘玉珠：“十二五”时期，文物保护力度明显加大，文物保护状况大为改善。首先，我们基本摸清了文物资源状况，核定公布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全国登录的不可移动文物总计766722余处；全面推进了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全国收藏保管有文物的国有单位总数达到1.53万家，其中已有8346家收藏单位完成申报藏品的登录，全国文物资源库和“文物身份证”体系基本建成。完成长城资源调查，公布历代长城和明长城总长度分别为21196.18公里和8851.8公里。开展水下文化遗产调查，初步摸清全国水下文物分布和存量状况。国务院核定公布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总数达到4296处。其次，文物保护重点工程扎实推进，一大批重要不可移动文物得到有效保护。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山西南部早期建筑等重点保护工程顺利竣工；长城保护重点工程如期完成，修缮加固长城410公里、单体建筑1402处，设立长城保护标志1.8万个；平安故宫、正定古城、应县木塔、武当山古建筑群等修缮重点工程全面推进。水下文物保护获得突破，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成立，我国首艘水下考古工作船下水作业，北海基地、南海基地、宁波基地、武汉基地加快建设，“南海I号”、“丹东一号”等沉船考古发掘工作有序推进，西沙海域水下考古调查取得进展。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申报连续13年屡获佳绩，丝绸之路和大运河成功申遗赢得美誉，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48项，稳居世界第二。第三，可移动文物保护进一步加强。文物库房安全防护和环境监测调控设备设施建设质量逐步提升，馆藏珍贵文物保存环境明显改善。完成800余项可移动文物修复和博物馆藏品预防性保护项目，五年累计修复4万余件珍贵文物。北京、山西、山东、四川、广东5省市开展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征藏试点。
记者：合理利用，是文物工作方针的重要内容，也是“十二五”时期文物工作的一大亮点。五年来，在文物利用方面采取了哪些举措，取得了哪些成效？
刘玉珠：多措并举让文物活起来，充分发挥文物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这是党中央对文物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新任务。“十二五”时期，我们就加强文物合理利用主要开展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大力提升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博物馆发展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全国博物馆总数达到4510家，其中免费开放博物馆总数达到3717个。15个省份150余家博物馆开展完善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功能试点，推进博物馆教育资源与学校教育的有效衔接，搭建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平台。健全国有馆藏文物资源共享机制，提升博物馆陈列展览质量，提高馆藏文物利用率。举办全国博物馆展览展出季活动，面向全社会征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项目，重点推介一批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展览。全国博物馆年均举办陈列展览总数达到2.6万个，年均接待观众总数增至7.2亿人次。二是主动为促进发展、惠及民生做贡献。努力做到文物保护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相衔接，与提升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相结合，统筹推进县域传统村落整体保护利用，既保持传统村落的完整性和延续性，又改善了原住村民居住条件，首批51个国保省保集中成片传统村落保护工程全面开工，第二批100个传统村落保护利用项目全面启动。持续推进大遗址保护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在提升遗址保护展示水平的同时，促进环境整治、当地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的改善。着力推动优秀文物资源与现代生活相结合，大力研发博物馆创意产品及服务，举办博物馆及相关产品与技术博览会和博物馆文化产品创意设计推介活动，一大批文博创意产品受到消费者广泛欢迎，在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文化需求方面进行积极尝试。越来越多的文物资源，如大运河、哈尼梯田、赣南原中央苏区旧址、浙江松阳传统村落等日益成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亮点、促进旅游经济的新引擎。三是对外文物交流合作日趋活跃，有效促进了文明交流互鉴。文物保护政府间的交流更加深化，已签署关于防止盗窃、盗掘和非法进出境文化财产双边协定的国家总数达到19个；流失文物返还取得新成果，从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成功追索返还文物100余件，促成60件甘肃大堡子山遗址被盗掘流失珍贵文物回归。与国际组织的合作更加密切，成功举办第四届文化财产返还国际专家大会、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顾问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会议，中国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公约首届附属委员会委员国。围绕国家重大外交活动，成功举办赴法“汉风-中国汉代文物展”等一批具有中国内涵、国际表达的对外文物展览，“文物带你看中国”数字展示系统在驻外中国文化中心及外国博物馆相继落地展示，有效增强了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文物保护援外工程范围不断扩大，中国政府援助柬埔寨吴哥古迹茶胶寺修复工程基本完成，援助肯尼亚文物考古、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和蒙古科伦巴尔古塔修缮工程进展顺利，援助尼泊尔加德满都神庙修复工程全面启动。深化与台港澳地区的文物交流与合作，增进中华文化认同感。
记者：请问文物系统在深化改革和依法行政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
刘玉珠：在深化改革方面，完成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取消下放文物行政审批事项9项，取消2项职业资格许可和3项中介服务事项，清理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116项文物行政审批事项，取消指定地方实施的审批事项4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规范管理、优化流程、提高效率；对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做到放管结合，加强监管，搞好服务。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工程项目审批改革和博物馆理事会制度建设。在依法行政方面，“十二五”时期的一个重大成就是以文物保护法为核心的文物保护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形成。我们主要抓了三件事：一是加强文物法规建设。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国务院立法计划要求，积极、稳妥、扎实推进文物保护法修订研究起草工作，目前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已经报送国务院。配合国务院法制办积极推动博物馆立法，国务院公布《博物馆条例》。出台文化部规章《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馆藏文物修复管理办法》等一批规范性文件。发布了15项文物相关国家标准，72项行业标准。二是加大文物执法督察力度。完善文物违法行为发现机制，建立文物违法举报中心，开通12359举报专线和网站，实施不可移动文物遥感执法监测，加强执法巡查。强化文物违法案件查处机制，持续开展文物执法专项督察，严肃查处重点法人违法案件，公开曝光、执纪问责。加强联合执法，与公安部建立打击和防范文物犯罪联合长效工作机制，成立全国文物犯罪信息中心，破获辽宁朝阳“11·26”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案，破获河北定州特大文物盗窃案等。与海关总署在13个省份开展打击走私文物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与国家海洋局在11个省份开展文化遗产联合执法巡航专项行动。构建文物安全长效机制。十六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文物安全工作的指导意见》，齐抓共管文物安全。制定文物安全公示公告制度和安全事故通报制度，加强安全监管和设施建设，开展文物安全执法动态监管试点，开展文物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三是加强依法行政和普法宣传。印发《关于文物系统依法行政和建设法治政府的意见》和《关于文物系统“六五”普法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文件，推动全国文物系统法治政府建设，指导全国文物系统开展文物法制宣传普及工作。
记者：文物保护能力建设是“十二五”时期文物工作的重点任务。请问这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就？
刘玉珠：“十二五”时期，我们突出强调了夯实文物保护的基础工作，不断提高文物保护能力，这是我们工作取得进步的重要保障。这里，我着重对科技和人才作简要介绍。在科技创新方面，我们在重点领域组建了1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个创新联盟、23个科研基地，对出土饱水竹木漆器、石质文物和壁画彩塑等保护上形成了系统性技术解决方案，在文物风险预控、传统工艺科学化、保护修复装备等共性技术取得新突破，着力开展先进适用技术成果的规模化应用。“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研发与应用”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重庆市国家文物保护装备产业基地建设，成立文物保护装备产业化及应用协同工作平台。在文博人才队伍建设方面，队伍渐趋优化，整体素质明显提高。我们发布了《全国文博人才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2014—2020年）》，实施了全国文博人才培养“金鼎工程”。为地方五年累计培训15000余名文物保护人员，圆满完成为期5年、25期、总数2716名的全国县级文物行政部门负责人首次轮训，学员覆盖全国31个省市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我们还重点抓了文博职业教育，加大紧缺技能人才培养力度，设立文博人才培训示范基地，成立文物保护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将考古探掘技术、文物保护与修复、文物博物馆服务与管理3个专业纳入《高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将文物修复师、考古技工等9个职业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全方位拓展文博人才培养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