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栎阳郡，商鞅变法地。”在西安市阎良区秦汉栎阳城遗址发掘现场，一条显眼的标语昭示着此处辉煌的过往——这里是秦人复兴、改革制度、走向强盛统一的地方，也是秦汉建筑文明、制度文明的重要起点。在西安市的另一端，地处西郊的汉唐昆明池遗址，则正在进行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秦汉国家水利工程考古项目。
对于两处遗址，刘瑞都怀有深厚的感情。过去几年里，他几乎每天都要在两地之间来回奔波，风雨无阻。两地相距甚远，每天来回奔波，值得吗？
“值！”刘瑞的回答干脆利落。
刘瑞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同时也是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队长，栎阳城遗址和昆明池遗址考古工作的负责人。“在不同考古发掘现场之间来回跑，是我多年以来的工作常态，早都习惯了。”1月21日，在昆明池遗址附近的临时驻地，刘瑞打开了话匣子，回忆起2020年的考古时光。
受疫情影响，栎阳城遗址田野发掘工作直到去年6月才得以恢复，导致与昆明池遗址发掘几乎同步进行。刘瑞说：“每天7时多，我先到昆明池遗址安排工作任务、了解发掘情况，然后11时多赶到栎阳城遗址，及时处理新情况、新发现，下午再回昆明池遗址发掘现场。”
收获不可谓不大。加上前几年的积累，栎阳城遗址目前已出土5900余件文物，其整理工作已基本完成，光是资料整理目前就形成了《栎阳陶文》《栎阳瓦当》《栎阳考古发现研究》三部专著。翻开《栎阳陶文》，指着云纹、动物纹“公”字瓦当的图片，刘瑞说：“这两枚瓦当出土时满是泥垢，我们用刷子一点点清理干净后意外发现上面有字，文字在瓦当上的最早出现时间就此被提前到战国中期。”言语间，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1月下旬，随着栎阳城遗址3号古城发掘区北侧回填完毕，栎阳城遗址年度发掘告一段落，刘瑞也可以喘口气，集中精力整理考古资料。
栎阳城遗址入选201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以来，屡屡有重要宫殿建筑、附属设施、生活器具等被发掘出来，为学术界思考“汉承秦制”等若干重大命题提供了大量的新材料。
整理资料并不轻松，考古人有句话叫“一年发掘，三年整理”。在考古队临时驻地——一座废弃的乡村小学，教室成了临时资料室，原有的资料已堆积如山，新的资料还在不断涌来。
“今年，我们考古队不光要推出《秦汉栎阳城：1980年—2018年考古工作报告（I）》《昆明池考古发现与研究》，还要基本完成关于东马坊遗址、中渭桥遗址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考古报告整理，并出版《上林苑考古发现与研究》……”刘瑞笃定地说，“对于周秦汉唐考古而言，陕西太重要了，值得研究的地方太多。我能做的，就是尽好自己的绵薄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