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耕文化是我国农业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不能丢，而且要不断发扬光大。本报对话彭林教授，请他畅谈对农耕文化、文化自信的理解，讲述在新时代如何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
农业是人类文明之母
记者：中国自古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大国，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您如何理解？
彭林：有了农业，人类才开始定居，才有了与畜牧业、手工业的两次社会大分工，并且至今还在支撑着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毫不夸张地说，农业是人类文明之母。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之所以被誉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地区率先进入了农业文明时代。
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八大农业起源中心之一，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中国就进入农业文明时代，并且最早培育成功了小米和大米。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发现的粟的遗存，以及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的稻谷的遗存，数量都达到十万斤以上，遗址的年代在距今7000年。中国的水利灌溉也非常先进，始建于5100年前的浙江余杭良渚古城遗址，面积达100平方公里，近年在古城外围发现了11条水坝的遗址，可以拦蓄出13平方公里的水面，总库容量约4600万立方米，具有防洪、灌溉、运输等多种功能。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绵延五千年而不衰，得力于农业的支撑。时至今日，中国依靠仅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0%的人口，这是中国农业对人类的杰出贡献，值得世人尊敬。
破除社会大众对农耕文明的误读
记者：在漫长的农耕时代，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但在近代遭遇到空前的危机。有人把农耕文明解读为低级文明，认为中国“百事不如人”“月亮都是外国的圆”，您对此怎么看？
彭林：农耕时代所创造的灿烂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根脉，蕴藏着中华文化的基因密码。早在周代，即已拥有《诗》《书》《礼》《乐》《易》《春秋》《老子》《庄子》《楚辞》《孙子兵法》《黄帝内经》《甘石星经》等一批世界上最早的典籍，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管子、荀子等文化大师是举世公认的巨擘。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自豪地说，古希腊虽然有苏格拉底诸贤，然而“安能及我先秦诸子”？“上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
中华文化曾长期领先世界。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不仅遇到了存亡危机，文化也遇到了危机。有人把农耕文明解读为低级文明，由此数典忘祖，言必称希腊，一切唯西方文化马首是瞻。这其实是一种认识误区。不能简单认为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如刀断斧劈的两截，不相连属，前者已经落后于历史，应该扬弃。其实，社会的发展犹如人或者树木的成长，是有机的整体，历史不能割断，人体、树木亦然，童年再幼稚，也无法斩除，是有机体内的组成部分。树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当务之急就是要破除近百年来大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误读。比如，将中国文化定位为农耕文明，而将西方文化定位为工业文明，进而将两者合并在同一个坐标轴上：西方文明处于其高端，中华文明处于其低端，从而认定中国文化整体落后于西方，西方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西化。
保护传承利用好农耕文化
记者：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已经进入了数字时代。农耕文化的价值在哪里？我们又该如何保护、传承和利用好农耕文化呢？
彭林：在漫漫上万年的岁月中形成的朴素而深厚的农耕文化，仍是我们需要继承和发扬的宝贵财富。农耕文化中的许多理念，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仍具有现实意义。比如，在新冠疫情防控中，古老的中医药、针灸就发挥了重要贡献。日本向武汉捐赠医用物资的包装箱上写着“岂曰无衣，与子同裳”“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中国驻韩使馆向大邱运送医用口罩的货车上写着新罗旅唐学者崔致远“道不远人，人无异国”之语，这些隽永优美的诗句温馨感人，顷刻之间便唤醒了中日韩三国友好交往的历史记忆，成为东北亚外交史上的佳话。
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确实对如何保护、传承农耕文化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数字时代，如何深入挖掘农耕文化的内涵及其当代价值，保护、传承和利用农耕文化，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身处新时代，我们应该充分挖掘利用好农耕文化及其蕴含的人文精神与和谐理念，发挥它们在传承民族特色，丰富文化生活与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的作用，从而更好地坚守文化本根、坚定文化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