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江苏无锡人，历史学家，1930年生，1949年至台湾，1962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先后执教于台湾、美国和香港多所知名大学，是中国台湾历史学界的耆宿，有“台湾改革开放的幕后推手”之称。
他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研究领域主要在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1999年，许倬云在匹兹堡大学退休。他便开始全力写大众史学。
“我觉得既然我们老百姓要问老百姓生活上的问题，我们学历史的就应该有交代。”这便是他写《万古江河》的初衷：从文化的角度讲“中国”的形成，也是近年来在中国出版的一系列“说中国”、“说历史”图书的初衷——为老百姓写史。
从三国到南北朝，整整四百多年，中国处于分裂状态。这一个时期，据气象学家的研究，正是亚洲北方大陆寒冷的时期。有人以为，这时候，草原上的民族生活不易，于是大批南侵，渗入中国。
隋唐开始，也正是亚洲北方回暖的时期，草原上出现一个强大的突厥。其号令所及，东到今天西伯利亚东端的海岸，西到阿姆河流域，乃是继匈奴以后最庞大的一个草原强国。突厥的起源地是在蒙古高原的西边金山地区，除了游牧以外，突厥人善于利用当地的铁矿铸造铁器。
蒙古高原西南方水源丰富，也是农牧两宜的地方。因此，突厥人与匈奴相比，掌握更多的资源，也能发挥更大的力量。隋唐在建国之初对突厥人都要容让三分，甚至待之以优厚的条件，以便在逐鹿中原的时候取得突厥人的合作。
隋唐的帝室都是北周将领的后代，最初的根源都是尔朱荣率领的六镇军人，其中包括胡人和汉人，即使是汉人，也已经相当程度地胡化。这个军事集团的领袖们，几乎家家都是胡汉通婚，所以隋唐帝室都是兼有胡汉的血统。在隋代取得中国南朝领土以前，六镇集团的行为仍旧保持强烈的胡风。
整体来讲，唐代的君主传统，不论生活习惯还是族群观念，其实并不符合汉文化的模式。例如，他们的婚姻关系，在中国人看来相当混乱，子烝父妾，兄弟相残，亲戚杀戮如仇人。至于女主掌权，武则天就是最著名的例子。具有如此行为的统治阶级，在胡人看来，就是胡人。所以，隋唐的中国与各方胡人的交往，远比汉代的胡汉之间为亲密。
唐代政权的政府组织，不如汉代严整。可能是因为隋唐本来就延续征服皇朝的发展路线，政权的合法性就是在于武力的控制。北周将领的家族构成了统治阶层的核心，再加上隋唐合并了南朝，南朝本来就是以世族统治为基础，于是隋唐的政府结构，基本上建立在胡、汉大族的支持上，然后加上一些南朝发展而来的文官系统。
唐代的世族政治，至少从高祖、太宗维持到了武则天。武则天政权开始吸纳不在世族圈子里的人才。一般人以为，武则天开始科举制度，整体地改变了唐代的政治特性。其实，即使在武则天以后，科举出身的进士还是以大族的子弟较多。
唐代的科举并未制度化，权贵的赏识、人情的关系以及候选人本身的声名，都足以将进士候选人送入文官体系。无论是世族子弟还是进士出身，其具有的品行、能力和学问，都未必是担任文官的条件。唐代文官整体的素质，确实是不如汉代察举所得的贤才。
到了唐末，世族力量的衰弱，并不是由于科举进士的抬头，毋宁说武人参政对其产生的影响更大。著名的牛李党争，一般看作世族和进士之间的斗争，可能也并非如此绝对。
北朝是征服皇朝，基本上没有文官体制；隋唐的文官系统，是从南朝继承而来。南方六朝的许多制度都是因陋就简，并不完全是合理的制度。隋唐继承南朝传统，在文官制度上也是非常混乱。唐代官制，一个官员的职称包括等级、职位、荣誉、勋位、派遣、兼任等，不像汉代制度，一个官员担任一个官职。而且，地方有较多的自主权；尤其天宝以后，地方权力坐大，地方大吏可以封拜中央官职。例如杜甫，他的工部员外郎职位，乃是剑南节度使严武承旨封拜，杜甫从未在京任职。
整体来讲，唐代官员人数众多，还要加上一些外族领袖的虚衔官。唐中叶以后的政府官员，较之唐初，增加人数可能不下十倍。这样的体制，运作不会很顺畅，中央的号令更未必能在地方层次有效执行。
唐代地方制度，也与汉代的郡县体制并不相同。隋唐先后统一中国，在平定的过程中，常有某一路的军事，有“某某道总管”的名称，意指这一战线的统帅。唐代政治体制原来只有州、县两个层次，但是后来，却在州之上又加了“某某道”的“观察使”或者“节度使”，还是延续开国之初军事行动的“道”。
开国不久，唐代规划了若干“道”，例如“山南东道”、“山南西道”、“剑南道”等名称依次出现。这种安排，与汉代的州表达了不同的观念。“州”是空间控制，“道”是线形的开展。在唐代，“道”的职掌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将各地的资源，例如税收的绢帛和谷米，经过该道的转运使，转输中央或者指定的地区。
“条条大道通长安”——“道”的体制，实质上就是中央控制天下的网络。这些“道”的名称，到今天还存在于中国的省名，例如山东、山西、河南、河北、江西、湖南、湖北等。宋代只是将“道”改成“路”，其规划还是延续唐代的诸道。“羁縻州县”的“羁縻”两字，也未尝不是表达一个线性的联系。
唐代对于处理边陲外族的关系，有其特殊的制度。唐太宗即位后，中国力量强大，突厥也不能不向中国低头。唐太宗与突厥会盟时，被奉为“天可汗”。北朝的胡人君主，都有大单于和中国皇帝的双重身份。唐太宗其实也就是继承同样的传统，一身兼中国大皇帝和草原上天可汗。
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有特辟的交通路线引向长安，号称“参天可汗道”。中国的州县，除了内地是实际统治的部分外，在西、北、东三方面，都有所谓“羁縻州县”。这些地方的领袖，有“大都督”、“大都护”这一类的名称，甚至还加上唐室中央政府的官衔，它们乃是名义上属于大唐统治的疆域，实际上还是由原来地方族群的领袖管理。
这些“羁縻州县”以西北方向最多，唐代六百多州县中，有二百多个是西方的羁縻单位。东亚许多国家的领袖，包括日本、高丽等，都带着唐代地方官职的官衔。固然日本从来没有真正被唐人统治过，而且唐室对日本也相当地宽容，但日本实际执政的“将军”，一直带着“倭国国王”的头衔以及“大都督”这一类的官称。
于是，唐代的疆域西过葱岭，到达今天阿富汗一带，东到大海，北方包括整个草原，往南一直到今天的越南。这一个庞大的疆域，有本部和核心，再加上周围广大的边缘地区。在这种观念下，唐代的天下其实也没有边界。整个唐代，在北方、西方都没有长城，也没有边塞，那是一个开放的领土。任何族群愿意归属，其领袖都可以取得中国的官称，被列入大唐天下之内。这是一个开放的天下秩序，有极大的包容性，也有极大的弹性。
相对于汉代的天下秩序，唐代又有所不同。汉代的天下秩序，最重要的观念乃是皇帝承受天命，作为普世的共主。汉代在逐渐扩张的过程中，很重视中央的号令直达地方，也重视将地方的俊彦纳入统治机制。汉代重视的是从上到下坚实的结构，而唐代的机制则大开大阖，来者不拒，向四方延伸。有一次，我在西安凭吊汉唐古迹时，曾经将汉唐比较，认为汉代是厚实，唐代是宏大，各有其特色。
唐代的天下秩序，看来不是空话。唐太宗时，突厥与中国之间和平相处，长城沿线并无严重冲突，不仅南北贸易，而且西、东之间，也在这一线频繁来往。各处族群，在这一农牧交界处混合居住。安禄山就是营州混血的“杂胡”，在发迹以前，因为通多种语言而经营区间商业。安禄山担任河北的节度使，其部下是胡汉各种族群的混合；他的精锐“曵落河”，更是以胡人为主的勇士。
安史之乱乃是唐代盛衰的转捩点，从此以后，河北藩镇形同化外，整个地区彻底胡化。唐代晚期契丹兴起，取得后晋割让的燕云十六州。即使宋代统一中国本部，但从西部的关陇到东部的燕云，包括河北大部，都不在汉人中国疆域之内。这一大片土地，胡化大于汉化。辽、金、西夏，都是在这一形势下长期立国。这是胡汉混合的一个方式。
燕云十六州，即今北京、天津北部(海河以北)，以及河北北部地区、山西北部地区。公元936年，中国后晋的开国皇帝石敬瑭（后唐河东节度使）反唐自立，向契丹求援。契丹出兵扶植其建立后晋，辽太宗与石敬瑭约为父子。天福三年（938年），石敬瑭按照契丹的要求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使得辽国的疆域扩展到长城沿线，往后中原数个朝代都没有能够完全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战略意义使得中原的北宋政权感受威胁持续长达160多年。
另一方式，则是在华胡人的汉化。中唐以后，恰是伊斯兰文明大为膨胀的时期，中亚一带波斯帝国的故土，纷纷为伊斯兰的阿拔斯帝国并吞。唐代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原籍是高丽，率领唐室军队驻屯在今天中亚的河中地区（transoxiana），与阿拔斯帝国的大军对垒。
公元751年，唐室军队竟大败于怛罗斯河。唐室在中亚的控制力一落千丈。波斯王室余众和当地族群的统治阶层，甚至于整个的族群，在受伊斯兰侵略之后纷纷逃入中国。唐代政府一次又一次安顿这些从羁縻州府逃亡的族群：最初将他们安置在陇西，然后放在今日的关中西部，然后又不得不打开山西地区，最后甚至于开放山东，让这些迁入中国的西部胡人居住。
从开元、天宝到唐末百余年来，先后迁移入华的族群，总人数不亚于三五百万，他们在中国休养生息。唐末时，胡人的总数可能到达千万上下。这些族群之中，最著名的乃是讲粟特语的胡人，他们原本是来往中国与西域的商人，在西边大乱之后，便纷纷落户定居。例如沙陀，乃是昭武九姓之后，一个一个部落整批进入中国。定居在山西的沙陀人，在五代十国中，至少占了两个半朝代——这就是唐代天下秩序的特色：胡人归属中国，乃是回归一个开放性的秩序。
大唐帝国编织了一个绵密的驿站系统，符合“道”的观念，将各地的交通纳入一个网络。这些驿站有官驿，负责递送官家的物资以及传递官方的文书；来往官员，也在这些驿站投宿歇夜、换车换马。在官方驿站的附近，都有民间经营的旅舍和车马行。
唐代的诗文往往提到驿站歇店的情形。这些旅舍，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不仅供给住宿和休息，也提供车马在下一站倒换，很像今天租车旅行的情形。旅客可以租一匹小驴或是一匹壮马，行道千里，无所障碍。杜甫就说过，在开元全盛的时候，全国的小城镇物资丰富，踏上千里旅途的人，不用带粮食，也不用担心交通工具。
不仅内地，即使在远地——如西域，根据今天发现的一些唐代文书文书的记载，也还有这种驿站网络。固然，自秦代开始，中国就有驰道的网络，汉代也有官方的驿站，可是像唐代这样规模的、官家和百姓都能使用的交通网，却是少见。
唐代物资的流转十分方便，当然也就刺激了区间物产的流通，对于经济极有裨益。数百年战乱之后，唐代的安定、与民休息和经济的发达，可谓互为因果。单以对外贸易而言，不仅有向西的路线——所谓“丝绸之路”——运送外销的丝帛，在东向、南向的海道上，也开辟了中外贸易的航道。东路跨海，唐和日本之间交通，人员和商货来往不绝，日本大量接受唐代文化，也将日本的经济相当程度地连接于中国的经济圈内。
南向沿着马来半岛和南海岛屿，进入印度洋，既可以和伊斯兰世界——所谓“大食”地区——交通，也可以直达红海，甚至远及非洲沿岸，各国商舶来往，运去瓷器、丝帛，运来珍宝、香料。广州、泉州、扬州，都曾经有不少胡贾经商，甚至有胡人居住的“蕃坊”，犹如清代晚期出现的“租界”。唐末黄巢进攻广州时，当地的胡人竟有十余万人之众。
汉代的时候，中亚、内亚各地以“汉人”的称呼代替了过去的“秦人”。在南方一路，唐代以后中国人的称号就是“唐人”，这一名称延续到今天。宋代以后，南洋一带还是称中国人为“唐人”，甚至于今天美国的华侨商业区，还是自称为“唐人街”。
深受胡化的唐代，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接受了许多外来的成分。先以日常生活方面来说，唐代的饮食起居乃是总结了南北朝时候的汉、胡分野，整合为新的方式。南朝以前，汉人的居住方式，是以席铺地、凭案而坐，北方则有所谓“胡床”（折叠椅）和地毯。
服装方面，汉服是宽袍大袖、斜襟束带，唐代则从胡服演变成为窄袖、瘦腰、翻领、着靴，外面再披上一件长衣。女子服装更是多姿多彩，很像今天的洋装，暴露部分远比汉装为多。饮食方面，南方的茶和北方的酪，都成为常用的饮品；肉类的消费，比汉代为多，南方的鱼虾，也在北方上桌。今日所有食物，尤其香料，带“胡”字的，例如胡椒，都是从外面引入。
休闲的音乐舞蹈更是高度胡化，在中国传统的箫、笛、钟、鼓的基础上，加了许多弦乐器，例如箜篌、琵琶、胡琴等。旋转活泼的胡舞，不论男女都很喜爱。印度的数学和医学，中亚的天文学，都纳入中国文化的系统之内。唐代文化的接受能力，可能是中国历来最强的。
更为重要的，则是文化的理念部分。唐代儒家在前期并没有特殊的发展，至韩愈以后，儒学才有新动力和新方向。中国接受各种外来信仰，是唐代出现的重要现象。早在南北朝时期，中国就大规模地接受了佛教。虽然佛教在华发展，经过了北魏、北周、唐代、后周“三武一宗”法难的迫害，究竟都只是短期灾难，为时不过数年，佛教终究弥漫全国。
中国本土产生的道教，与外来的佛教互相交叉，两者都有关键性的整合与开展。在唐代，佛教整体华化，汉传佛教自成系统，而且由此传播到日本、朝鲜和中南半岛。在西北的高原地带，藏传佛教也逐渐成形，并且于此时逐渐扩散到中国的西南部。
相对而言，在佛教的母国印度，改革的印度教压倒了佛教，以至于南传佛教并不存在于印度本土。伊斯兰兴起以后，在中亚和内亚地区，佛教被伊斯兰教代替，佛教再无存在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说，佛教移植于中国，可说是接枝成长，蔚成繁林。尤其净土宗和禅宗，都在唐代成长为重要的宗派。道教，如前所说，与佛教交叉影响，也在唐代成为中国民间的主要本土宗教。
中亚和内亚的祆教、摩尼教和基督教的景教（聂斯托利派），都跟着胡人的足迹进入中国。在中国，这些教派并没有真正地以原来面目存留于唐代以后。他们的影响，毋宁是被中国的民间信仰吸收，演化为中国的许多启示性的教派，例如宋代方腊的“吃菜事魔”教派和元明两代的白莲教，等等。道教的宗派，尤其吸收了不少外来宗教的观念和仪式。
唐代的知识分子，并不完全属于传统的儒家，他们的观念以及交往的朋友，颇以佛教或道教为主体，儒家只是陪衬而已。经过唐代的涵蕴和演化，这些宗教系统互相影响，构成了中国特殊的“众教合一”传统。
伊斯兰教也由胡商传入中国，在广州、泉州、扬州和关中等处，都有伊斯兰的信徒，也有相当规模的教堂。不过，伊斯兰教的信徒很少和其他教派来往，更不论彼此影响以至于形成另外一个华化的伊斯兰教派。相对而言，中亚、内亚发展的启示性信仰，并没有改变伊斯兰教独一尊神信仰的独断，也没有对欧洲基督教（分裂为东正教和天主教）的独一尊神信仰有所影响，以致今日中东、内亚不断有宗教仇视和斗争。唐代对于宗教的宽容和包涵，也反映了唐代文化宏大的气象。
唐代人口，从前面叙述可知，在汉代到南北朝之间的汉人基础上，增加了许多外来的成分——北方的胡人、中亚和内亚的外族，都消融在“中国人”之内。广大的南方和西南部山陵之中，本来还有一些原居民的聚落，在唐代都经过迁移和混合，中南部和华南基本上已不再有大群的原居民可见了。
只是，西南部的山陵之中，汉代所谓“西南夷”的子孙，有相当多还存在。不过，这些原居民也大量吸纳了中国文化的影响，有些族群可能还保留服装的特色，但大部分的原居民已经很难在外表上看得出和汉人的不同处。
因此，回顾绪论所说，来自非洲的“现代人类”基因，在进入东方的几条路线上，本来可能各有一些特色。但经过唐代的吸收和混合，无论沿海东上、由南北上和北方向东的几支古代基因，都已经混合为“中国人”。固然，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南方沿海，直到今天，居民的基因还有一些地方性的差异。唐代可以说是大融合的时代。
中国皇朝，向来以汉、唐为最重要的时代。假如借用佛家“成、住、坏、空”的说法：汉代是充实华夏，完成“中国”本体的“成”；唐代则是取精用宏、开展性的“大成”。人类历史上，许多地区都有过“盛世”，往往在极盛巅峰开始下降。
在此以后，又往往有一段过程，该一复杂系统逐渐固定、僵化，而逐渐衰败。唐代的巅峰是在玄宗开元年间，天宝以后，安史乱起，唐代逐渐过了升降交点。根据佛家所谓“成、住、坏、空”四个阶段，唐代的“大成”之后，应是“住”的阶段：巅峰在此，下坡也在此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