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白先生（1922-2018）是我国考古学的大家，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2017年起，三联书店以“宿白集”的形式将先生的作品整合出版，旨在向更广泛的人文知识界读者推介这些经典作品。目前已出版《白沙宋墓》《中国石窟寺研究》，余下的《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宿白讲稿六种》等，也将在明年推出。
宿白先生的一生，“治学”和“育人”是两个重要关键词：在治学上，他是中国历史考古学的开创者、奠基者和集大成者，孙机先生曾评价“宿先生的学术成就不啻精金美玉，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在育人上，宿先生自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成立（1952年）之初便开始执教并掌管系内工作，桃李天下。
今日的推送，为1997年3月9日《文物世界》对宿先生进行的访谈。访谈中，宿先生论及他对中国历史考古学意义与功能的理解，更谈到考古学科的人才培养。先生的言谈一如其人，朴素简单却又深刻醒亮。
（访谈原载于《文物世界》2002年第3期采访者：倪润安）
访者
“历史考古学”这个概念是怎样提出来的？该如何正确理解呢？
宿白
“历史考古学”是相对“史前考古学”来说的。史前考古学的时间范围是有文字记录以前的时代，也就是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夏代遗址中至今尚未发现文字，因而夏代也可划入史前考古学的范畴。在我看来，历史考古学的上限是在商周，因为发现了大量的甲骨文和青铜铭文，是已经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
考古学是历史学的一部分，虽然现在有人不这么提。历史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就更显得密切一些，历史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就是考古学的方法加上历史学的方法：考古学的基本方法是地层学和类型学；另外就是文献，历史考古学对文献的要求一点也不低于历史学，从事历史考古学的人也要善于甄别史料，搞清楚哪是第一手资料，哪是第二手，甚至第三手、第四手资料。
访者
请您简要介绍一下中国历史考古学的发展历程。
宿白
北大是全国最早设立考古专业的，在历史考古学方面，工作做得也比较早，具有代表性，我主要从北大的教学设置来说明这个问题。中国历史考古学在五十年代初期就已经提出来了，1952年院系调整后，考古专业开始上课。当时，把历史考古学的下限定在东汉三国，50年代中期又下延到隋唐时期。宋元时期是1958年编写教材时的下限，但正式开宋元考古课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事情，请考古所的徐苹芳先生来主持讲授。在讨论考古系“九五”规划中的中国考古学时，又考虑把下限延续到清初，大概是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即康熙雍正时期。我想总得把清代的几个陵区包括进去。
访者
您怎么看考古学的功能问题？
宿白
考古学是一门基础学科，很难与经济建设有直接联系。如果说有，就是考古配合基建进行遗迹清理，以往没有重视考古的这个作用，造成的不良后果是很明显的。举两个例子，现在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下面原来是一条古河道。建国初期进行建设时，没有特别予以注意，结果建成后不久地基下沉，部分墙体出现裂缝，需要经常进行整修；还譬如，洛阳拖拉机厂建在一座汉代大墓上面，影响生产而不得不拆迁厂房。但这个作用从考古学角度来说，只能算是间接的，它的价值还在于学术方面，在于研究历史以鉴古知今。
考古学虽然是历史学的一部分，但它不只是用来证明历史文献的，考古学有它重建历史的作用。因为古代的许多东西历史文献上没有记载或者是记得非常简略。例如对生产工具的认识，只有通过考古发掘获取实物，才能准确地了解它们的发展过程。而且古代文献多是记载中心地区的情况，对边远地区记之甚少或不记一字。如对东北和青海地区的开发，就只有根据考古资料才能写清楚。又如，研究许多少数民族史，依靠文献，材料是十分缺乏的，有的民族留下了文字记录的历史，但时代多不过千年，比较晚。要搞清楚这些民族的源流，各个发展阶段的情况，还必须依靠考古学。
有人把考古学理解为物质文化史，这是不全面的，考古学同样负有探索古代人们精神生活的使命。从墓葬材料的分期排队，我们可以看到阶级社会中严格的等级区分，文献中虽然也记有这方面的内容，但很不具体；况且在典章制度不能严格执行的情况下，墓葬材料更能反映特定时期的变化。从历代城址的发掘调查更可以具体看到不同等级城市的大小、布局的差异及其发展。从考古材料中也能看到中外文化交流的情况，西至地中海沿岸，东达日本，南抵东南亚、南亚，历史文献对中国与这些地区文化交往的记载要么只言片语，语焉不详，要么所记的内容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对文化交流反映不太清楚，具体的还得通过考古学来了解。这方面的例子还有很多。
宿白为邯郸市文物展览讲解（北大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供图）
此外，考古工作本身也可以发现新的重要的历史文献。早的如甲骨文、铜器铭文：后来有战国秦汉时期的简牍，秦汉以来的石刻；近年在长沙又发现了三国孙吴纪年的长沙郡文书简牍；还有著名的敦煌藏经洞的发现，等等。围绕这些材料展开的一系列研究，形成了诸如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等相对独立的学科，都是考古学首立其功的。
访者
1951年秋，宿先生主持了河南禹县白沙水库墓群的发掘工作，并承担了宋墓发掘报告的编写任务，1957年出版了《白沙宋墓》。当时，历史考古学尚处于草创时期，编年分期的尺度很不明确，相关历史现象和问题也多未能深入讨论，这无疑对这部报告的撰写有极大的难度。要写好它，必须首先在历史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上迈出率先的一步，可以说，这一阶段是宿先生研究方法形成、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想请宿先生谈一下当时写这部报告把握的主要原则是什么？
宿白
整理历史时期的考古材料，最怕的就是犯常识性的错误。这样就必须阅读当时的大量文献记录。写《白沙宋墓》时，主要是阅读了些有关宋元时期的文献和图画资料。至于具体的那些方法可以去看报告本身，但我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它是五十年代写的，现在已经落后了，仅供参考吧！
《白沙宋墓》初版（1957）、二版（2000）、三联新版（2017）
访者
《白沙宋墓》在体例安排上，正文用简练、流畅的文字记录和描述了发掘材料，而大量的考证放到了文后的注释中，使注释的字数大大超过了正文，请问宿先生当时这样设计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宿白
考古发掘报告是一种档案，不同于论文，它的写作应当尽量的客观，把发掘报告写成夹叙夹议的形式是不妥的。自己有什么看法放在注里，阅读报告的人可以只看正文，而不必看注释中作者的观点，他们可以根据正文中提供的尽可能客观的材料形成自己的认识。尽管在这些材料的记叙中，已掺入了作者的主观认识，例如各部分前后顾序的编排，哪座墓先写哪座墓后写，就是作者主观决定的。我们只是尽力做得客观些。什么样的形式能够尽量减少主观因素对材料描述的影响，就采用什么样的形式。
访者
我们知道，宿先生1959年对西藏寺院的调查记录经过整理，已经结集出版。这些调查记录对拉萨、日喀则、山南、江孜地区包括布达拉宫在内的寺院的布局、建筑结构、库藏文书、寺院历史进行了考察。而这些地区的一些重要寺院文革期间已经被毁，以往对藏传佛教的寺院研究又很薄弱，著名历史佛迹面临永远湮没的危险。宿先生这批记录的发表无疑是对此的一个巨大挽救。由此，我们想到考古调查水平的高低是多么的重要。请宿先生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形。
宿白
考古学重视实践，新材料的获取都要通过考古发掘和田野调查才实现。许多考古遗迹一旦发掘就永久消失了，所以我们要尽量地细致，获取尽量多的信息。我们系对实习非常重视，你们实习时要好好学习。做考古调查要多画图，能有条件实测的最好用尺子测绘出准确的图形，不可能时，可以目测或步量，画出示意图。用图形可以加深和巩固记忆。
访者
宿先生是怎么走上考古这条道路的？
宿白
我是学历史出身的，那时还没有考古专业。我历史本科毕业后，到北大文科研究所工作，被安排到考古组，就一直这么下来了。考古组一开始除了我，还有一位姓孟的，抗战胜利后，孟同志走了，来了位马女士，后来阎文儒先生来了，就我们三个人，解放后，马女士走了，就剩下我和阎先生两个人。后来又经过考试录取刘慧达女士，还是三个人。1952年院系调整，合并到历史系。成立了考古专业之后，不久，在考古第一届毕业生中留下了吕遵谔先生。当时许多课的主讲教员都是外请的，考古教研室当时的主任是苏秉琦先生。
访者
宿先生的研究方面十分开阔，从魏晋到宋元均有突出的成绩，不仅在历史考古学研究上是一位集大成者，在中国古建史、印刷史、版本学方面的造诣亦为学术界公认。而比宿先生小十几至二十岁以上的学者却难以驾驭这样广的领域。您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宿白
大学里培养人才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师范式的，掌握的知识比较系统，能够很快的胜任教学工作，但深入程度不够：另一种是准备培养研究人员的，涉及的方面比较多，比较注意学习各种研究方法，因而毕业后真正进行独立工作，一般还需要一段时间。解放前的大学主要是按后一种方式来培养学生的，我是解放前毕业的。解放后，大概是为了快出多出人才，所以重视了前一种方式。五十年代初期培养的学生还可以，六十年代的学生知识面就窄了。我们现在的教员能出国真正学习的，我都主张他们出去看看，取长补短，也许能快些改变现状。
访者
宿先生，对本科生的学习方法和研究能力的初步培养有什么建议？
宿白
要说方法，就是开一个研究方法论的课也是不行的。学习方法一方面是听老师讲课，因为每门课都有其讲授的方法嘛；更重要的还是看别人的东西，通过看报告和看论文来学习别人的方法。一个人不进行自己的思维活动，收获也大不了。方法不是只要求别人讲，有人讲好，但不经过自己的不断实践、提高，对别人讲的方法也是不甚了了的。特别是考古方法主要靠实践，所以田野实习是考古的一门主课。这门主课从调查、发掘到室内整理，写出考古实习报告，一系列都需要亲自实践。开始时当然要有教师的指导，逐渐逐渐就要求独立工作了。怎么整理原始材料要看报告，怎么做研究要看论文，专著倒可以其次，因为专著的水平参差不齐。专著好的是真好，不好的就是东抄抄西抄抄，谈不上什么研究方法，主要还是看论文。一个人要写出专著来，只有在做过多篇有系统的论文的基础上，写出的专著才有价值。但现在这样的专著太少了！
访者
现在毕业班的学生找工作比较难，不是说不愿意学考古，而是考古的出路确实是个大问题。不论有兴趣还是没兴趣，多少都有些担心。
宿白
考古毕业生的出路，近几年是窄了些。第一学年可以要求转系，但人数不能太多。其实，考古出路发生问题，我想应当是暂时的情况。我们的考古事业解放后才发展起来，大量的工作还在以后。凡是一个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就伴随着许多考古新发现；经济建设的规模越大，地点越多，考古工作的开展面就越大，需要研究的问题也越多，越重要。目前改革开放日益深入，开放地区已向我中西部扩延，大家知道中西部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地点，当然也是我国考古的重点地区。当然经济建设虽然空前大发展了，但还处于初期阶段，收益仅是刚刚开始，主要还是投入，所以经济发展后的文化建设高潮还没有形成，因而需要人力、物力、经费的考古工作还不能充分扩展，甚至原有的考古工地和项目还要暂时紧缩。这样，学考古的出路就暂时出现了问题。我认为现在在校学习的同学，应当把眼光放远一点，我们首要的是学好本领；学习的方面要宽阔一些，因为你将来从事的考古工作涉及的内容复杂多样。其次是做好迎接较辛苦但很有意义的田野工作的思想准备(城市内考古工作不多，主要在郊区和农村；东南沿海经济发展地区的考古工作量，远远比不上中西部刚发展或是尚待发展的地区)。不要为暂时出现的出路问题而自找烦恼。
访者
宿先生从事考古工作有50多年了，您感觉有什么遗憾没有？
宿白
要说遗憾是没做出什么东西来，我连个教材也没有写出来，70年代写的都废了。教材要写好了，真得是在作专题研究之后，比如说魏晋南北朝的墓葬和城址，隋唐的墓葬和城址等等，我都做了一些工作，但做的面比较窄，还应当再扩大，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把教材质量提高一些。现在看来，我没有这个时间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这一代耽误的时间太多了。我从1952年到1983年，一直未断行政工作，其中文化大革命十年，根本就离开了考古岗位。现在写教材这事，我已经不敢揽了。魏晋南北朝的教材请苏哲老师写，隋唐由齐东方老师写，宋元我早就交给徐苹芳先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