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颔老先生是山西省考古界乃至中国考古界的“大腕”，今年已经94岁高龄的他常常自嘲小学毕业，学历不高，但他却用一件件响当当的学术成就，成为中国考古界的领军人物。
张颔的一生，和《侯马盟书》紧紧联系在一起。
中国春秋末期，周王室名存实亡，诸侯国之间为了保证共同利益，常聚集在一起结为同盟，并制定盟书，对天明誓。《春秋》《左传》中记载的春秋时期盟誓活动有近两百次，可见当时这一仪式的盛行。然而遗憾的是，史书中对盟书内容的描述非常简略，人们对盟约制度的细节知之甚少。
机缘巧合，1965年冬天，侯马电厂在基建过程中发现了不少写有古文字的石片、玉片，时任侯马东周晋国遗址考古队队长的张颔，对石片文字进行了仔细研究，认定这是一项重要的考古发现，于是在当年的《文物》杂志上写了一篇《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的文字》的文章，在当时乏善可陈的考古界引起巨大轰动。
郭沫若先生看到该篇文章后，认为这些文字是先秦的盟书，并著有《侯马盟书试探》，这给张颔极大启发，从此他便根据“盟书”这个思路开始从历史上进行考证。经过十余年的艰苦钻研，于1976年发表巨著《侯马盟书》，当即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侯马盟书》是最早的用毛笔书写的书法真迹，形体古雅、变化繁多、运笔出锋、蝌蚪笔法、回勾笔意，填补了我国书法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空白，使我们在当时司空见惯的青铜铭文之外，见到与铭文字风格迥异，真正在社会上流行的发展完善的文字和书法。
上世纪80年代，张颔先生考古发掘、整理编撰的《侯马盟书》被我国考古学界评选为当代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并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高度重视。考古学界公认，《侯马盟书》的出版对于研究中国春秋时期的历史、政治、文化具有重大意义，被国内外史学界公认为新中国考古史上的一项重大贡献。
此外，张颔先生在诗文、书法、篆刻方面颇有造诣，在国内外都享有很高的声誉。他以古文字入书法，使其书法有一种遒劲之风，雄迈之美。时人评其“学津远溯周秦上，风度平居魏晋间。”他的画也有文人画之味，他的画“戏蚊图”，竟把蚊子这种恶物也画得栩栩如生，甚为美观。他在画上题了一首古诗，有画龙点睛之趣。“散作飞丝聚作团，几回婉转怯凭栏，纵教罗扇常在手，明处能防暗处难。”他自作的对联也有妙趣：“勒字于金著文于石，星辰在掌易象在胸。
”是写淡泊明志之怀，“雾云堆冷絮；花草荐寒毹。”是写安贫乐道之情。“爱写毛笔字，喜翻线装书”，是写好古怀旧之志。“欲知鱼龙多变化，须看平地起波涛，”是写人情世态之理。“文章千古事，浩劫十年身。”又写出了文人的人生磨难之叹。他录旧联赠一位作家曰：“笔墨不求缙绅喜，声名毋得狗监知。”则表达了先生一生鄙夷权贵，冷眼官衙的情怀。他在“读书灯”题画诗中表达了一生的追求。“孤寂秋雨夜初长，愿借丹心吐寸光，万古分明看简册，一生照耀付文章。”
在“瓶梅图”题画诗中体现了高雅的风骨：“三升四合茅柴酒，换得歪瓶邻舍家，莫道此瓶无用处，我说可以插梅花。”老梅香烈，古瓶珍雅，人弃我取，气生道成。文人气，高士风，于诗中历历可见，平常心，道德感，在字上铮铮有声，张颔先生在我心里，真是今之古人，世之高人，晋之奇人了。
张先生77岁时曾画有一幅“老来红图”，上题咏曰：“老来红一称雁来红，古人有咏雁来红诗云：‘汗使传书托便鸿，上林一箭坠西风，至今血染阶前草，一度秋来一度红。’诗意颇佳，虽三用一字不嫌烦也。”他的高洁精神，他的风雅风度，真像是一株亭亭玉立的“老来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