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忠培先生已届八十高龄。在绝大多数耄耋老人颐养天年时，他仍奔赴考古现场考察、研究。
“我可以抽支烟吗？”尽管在自己家中，张忠培先生依然征询着记者的意见。
虽然曾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鉴览古物珍品实属稀松平常，但在张先生的房间里却很难寻到装饰品，更毋宁说古物。而唯一不缺少的便是书：线装的、精装的、平装的，占据了并不宽敞的空间。在故纸堆的重重“包围”中，他日日思索不辍，屡屡闪烁出新见解。
与张先生交谈中，待兴致盎然时，他声调高昂、笑声爽朗，谈锋犀利、睿智大气，无不彰显出考古大家的气度和风范。
┃为一部报告瘦了25斤
1952年，张忠培到北京大学攻读考古专业。报考北大时，他本想攻读历史学专业，因受一位博学之师的影响，选择了此前几乎毫不了解的考古学。1956年大学毕业，他的三个志愿都是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却被选拔留下来攻读副博士研究生。在中国教育史上，包括他在内的几位学者是唯一一批副博士研究生，堪称“空前绝后”。
他的导师苏秉琦先生对于创建中国考古学的学科理论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派厥功甚伟，其所提出的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古文化古城古国”等学术理论颇具影响。张忠培同样尊敬、感激另一位导师——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教授、民族学家林耀华先生，民族学对他日后的研究亦具有极大启迪。他将自己的学术起点定在1958年，他主持陕西省元君庙发掘时，第一次将解剖学家请到现场，与考古发掘同步进行人骨的性别、年龄鉴定，有意识地将多个学科视角纳入考古研究。
元君庙的发掘报告撰写得非常艰难。当时国家百事维艰，他却从未中断写作。苏秉琦先生看了第一次报告后，建议他再做墓地分期。此后几年，墓地分期成为纠缠、困扰他的主要问题。在导师“逼迫”下，1964年的攻坚阶段，他历时两个白天三个黑夜，最终解决了这个疑难。
写完这部报告，他整整瘦下去25斤。学界认为，这是第一部以墓地为单位且研究高度细致的报告，提供了解析墓地的模式，成为了解史前社会组织关系与制度的典范。
┃透物见人让物说话
透物见人，是中国考古学者所追求的境界。张忠培告诉记者：“其实我读大学时就触及了这个问题。”元君庙的发掘研究，已实现了“见人”的追求。
考古学常面对遗迹、遗物和遗骨而无明确的记载可利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止步于“见物不见人”的阶段。考古学需要“以物论史，透物见人，替死人说话，把死人说活”，是他常说的四句话。
他倡导“让考古资料牵着鼻子走”的实事求是的研究理念：探索应该跟着材料跑，先是掌握材料，吃透材料，才能驾驭材料，从中揭示出历史发展进程及其规律。
他笑着说，“我所关心的两个问题，一个是考古学文化的文化；一个是考古学遗存所表述出的社会组织与社会制度的变化。”
┃沙发里做不出学问
张忠培先生已届八十高龄。在绝大多数耄耋老人颐养天年时，他仍奔赴考古现场考察、研究。说起这些，他语气平淡：“这些年各地有些考古新发现、保护之类的事情邀请我们去看看，让我掺和掺和一点意见。”
在北京，他也忙碌不停，除了出席会议等活动，就是潜心撰写自己经手的几部田野发掘报告。
如今，他所创办的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已是我国考古学人才摇篮之一，而重视田野亦成为其重要的学术传统。田野考古是揭示、整理、研读埋藏在地下的一本书，是考古学的源泉；真正的考古学并非写在书本上，而是体现于考古工地。
对于青年学者，张忠培建议：第一要有兴趣；第二要敢于求真；第三要能吃苦；第四是无论在任何环境下都敢于坚持自己认为符合真理的认识。
“无论哪个学科，沙发里做不出学问。”他语重心长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