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全民，广东揭西县人,1979年考入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就读考古学专业。1983年在深圳市博物馆考古部工作，1994年10月调入深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工作。1983年以来，曾参加和组织市内的文物普查、考古发掘、文物鉴定、古建修缮、省市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申报等工作，还多年参加国家的水下考古工作,足迹遍及深圳和国内许多地方，收集了丰富的历史考古资料，对深圳的地方史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提出深圳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龙岗客家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等重大建议，并得到市政协、市政府的采纳，为深圳城市的文明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穿过蒙蒙细雨，走过喧哗热闹的街道，我们终于与彭先生见上了面。在接受采访的前两天，彭先生还在福田区图书馆讲述《福田简史》，重述深圳历史文化的古今变迁。我们惊讶，这位看起来腼腆的考古先生为何在讲述深圳地方历史时竟滔滔不绝，仿佛是深圳历史的代言人。
一场美丽的“错误”
彭全民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是位科班出身的考古专家。问到当时为什么选了这个冷门的专业，他笑笑说，因为兴趣呗。彭全民高中毕业后，正值知青上山下乡，贫瘠的农村里既无酒足饭饱，也无文山书海，有的只是不停歇的劳织耕作和人手一本的《毛泽东语录》。辽阔的乡间平原拴住了知青们想要丈量世界的脚步，薄薄的红色小本限制住了本该自由奔放的思想。但是学生时代留下来的历史小故事却一遍遍地在这个年近二十的小伙子的脑海里重放着。
上山下乡结束后，彭全民决定奔着理科努力一把，但几年的上山下乡让他的理科成绩低得可怜，可令他惊喜的是，他的历史和语文都可以轻易考到七八十分。在复习理科的同时，他也在学习文科的知识，一本历史书一个星期就翻完了，因为以前总喜欢看《参考消息》，就连七大洲四大洋都记住了，所以地理自然也不成问题。就这样一连考理科考了两次，第三次，他终于下定决心转向文科，果不其然，他被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录取了。
在高考之前，他的老师建议班上的同学千万不要报考考古学专业，因为喜欢这门学科的人实在太少了，工作环境也艰苦，但彭全民没有将这句话放在心上。他说自己就是一个爱冒险、爱发现的人，考古对他来说是一场探险，并不是大家眼中多么艰苦的差事。“很苦的事情对我来说就是很快乐的，因为越苦，你收获到的东西就越多。”彭全民在讲述这一切的时候，脸上始终挂着笑容。
彭先生在彭祖庙
他打趣自己就是一个“乐天派”，即使风吹雨晒，也会找到让心灵平静的港湾，即使泥泞满身，对他而言，这也是一场寻求未知的探索。他开玩笑道，如果当初他谨记老师的忠告，可能就不会成为一名考古学家了。在时代与机缘的奇妙碰撞下，彭老走上了他称之为“宿命”的考古之路。
“水陆两栖”的挖宝人
1983年，当彭全民还在河南实习的时候，一纸调令让他从平芜沃野的中原迁到了改革开放前沿的江南。就这样，一个成绩优异、能力突出的客家小伙儿，成了深圳市博物馆为数不多的考古学者。三十多年来，由他主持挖掘的古墓数不胜数，许多还是省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彭全民刚参加工作不久时，他就在铁仔山遇到了一个大型墓葬群，他主持挖了两百多座古墓，考古成果相当丰硕，最早的一个墓甚至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在发掘其中的一个六朝古墓时，由于雇来的民工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考古挖掘训练，一锄头下去正好砸在了一面青铜镜上。按照一般的考古发掘程序，在地面工作的时候允许用锄头挖土，离墓稍近一点时要改用小锄头慢慢挖，再近一点时，锄头就用不得了，只能用竹签一点点地把土挑出来，这样才能避免破坏文物。
那个被损坏了的青铜镜被翻出来的土盖在旁边，当时竟未被师傅发现，彭全民在土里翻了许久才找到这个珍贵的青铜器，但已经破碎成片。后来，这枚破损的镜子被重新修复，照片印在了深圳市博物馆出版的《深圳考古与发现》的封面上。有了这次的经验教训，在之后的考古工作中，彭全民更加注重古墓的维护和文物的保护，因为他明白自己不仅是一位开墓者，更是文物的守护者。
彭先生与同事在研究“黄舒墓”
1989年，英国的一个水手在我国的南海发现了一艘乾隆年间的沉船，船上装着的是外国人在中国订购的瓷器，但他却擅自拿了2000多件文物到国外去拍卖。这件事情被中国的有关机构发现，中国政府专门请了一个日本的打捞公司去打捞那艘沉船，并特地开设了水下考古培训课。于是，彭全民开始了一段水下考古的旅程。
在那里的50多天，彭全民非常重要的一门课程就是在潜水学校学习潜水，他需要背着一个压缩空气瓶咬着呼吸管，空气瓶上还要装一个减压器才能正常地呼吸。那段日子里，他时常感叹在水里考古的新鲜感跟在平地上完全不同。
学习回来以后，彭全民到渤海湾绥中县王八坨子进行沉船调查，他从县城坐车要半小时才能到海边，到了海边还要坐船半个小时到王八坨子，然后再潜水下去调查沉船。这艘沉船可不简单，它是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他们在船上发现了一个破盆子。这个盆子看起来很不起眼，但却是国家一级文物。
“因为盆子是食用器，一打烂就很容易毁掉，所以盆子传世的很少，从宋朝元朝流传到现在，没有见到什么盆子，虽然那个盆子有个缺口，但它的底部有条铁锈的鱼的图案，活灵活现，也是十分好看的。”彭全民的眼中闪烁着光芒，仿若又重新回到了发掘出这个盆子的时刻。
族谱：历史中遗失的拼图
刚见面没多久，彭全民先生就问起记者们的姓氏，试图从我们的姓氏中追溯家族的历史，找到血脉传承的根源。他认为中华有三绝：国史、方志、族谱。只有兼具这三者，互为补充，才能构建一个完整的中华民族成长史。
族谱和家谱记录了一个家族几十代的人丁兴衰，通过家谱，能够发现一个鲜为人知的古墓，也能解读出一个传奇人物的一生。彭先生对修缮家谱、族谱十分感兴趣，当他在全国各地奔走进行考古发掘时，总喜欢打听一下当地有没有值得收藏的族谱，即使在没有复印机的小山村里，他也曾咬着牙把整本族谱抄了下来。他说自己喜欢读里面的故事，感知他们一生的轨迹。汪鋐，就是他在汪氏族谱里拾起的沧海遗珠。
汪鋐，是明代负责广东海防的要臣，后又成为朝廷的兵、吏两部尚书，位极人臣，在明王朝的边疆戎务方面有重要的建树。正德十五年，汪鋐第六次担任广东提刑按察使，时因西洋“弗朗机”的猛烈攻势，导致广东海防局势紧张，汪鋐亲自指挥了这场首次与西方殖民主义入侵者交锋的海战。
嘉靖十年，汪鋐任兵部尚书，他意识到对国家边镇防务最有效的就是推广洋器“弗朗机”，于是他开始引进西方先进武器“弗朗机”并进行大规模推广和使用，使得广东海防更为稳固，也为后来几场海防战争作出了突出贡献。现在人们都认为引进西方武器的第一人是徐光启，但是彭全民先生从族谱中解读出来的却不是这样。
当汪鋐把弗朗机在广东海防战争中大规模推广时，“弗朗机”便成为了汪鋐的代名词，而这一切比徐光启所处的年代早上了一百多年。可惜的是，汪鋐的事迹在正史上语焉不详，几乎被人遗忘。如果不是族谱的记载，这位民族英雄也许至今还不会被人们发现。
其实像彭全民先生一样关心深圳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学者还有很多，深圳大学的张卫东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甚至还成立了一个客家研究所，希望能够通过研究家谱来解构深圳的地方文化。彭全民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会有收藏族谱的爱好，但是他坚定地认为，研究历史，光从宏观上去研究国史和方志是不顶用的，如果要研究社会史、生活史，更加细致深入了解老百姓的历史，就只能从族谱入手。“从族谱或家谱中你能发现正史里没有记载的故事，即使是小人物的故事，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风俗习惯，只有三者结合，才是一个完整的研究体系。”
“守护之路”在何方
2001年彭全民在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他发现深圳龙岗的客家围屋是一项极其丰厚的客家文化资源，于是与同事极力推荐龙岗客家围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但是当时的龙岗区政府不太重视这件事。为了保护这批重要的文物，他通过省文化厅请到了世界文化遗产评审委员会的评委，即便如此，深圳市政府和龙岗区政府依旧不太重视这项文化遗产的保护，那一年龙岗围屋落选了。
彭全民也坦言，深圳市政府当时就想要追求GDP，追求经济发展，毕竟深圳一直都是“速度”的代名词，如果花费精力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经济发展速度就落下了。更为关键的是，要进行文物保护，房地产开发就会处处受限制。虽然文物保护很重要，可是政府更看重经济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势必会挤占政府对于文化保护的精力，更别提设立专项保护小组和保护基金了。就拿现在来说，许多需要保护的文化遗址，仍旧是想拆就拆。一些小型的文化遗址已经消失在我们眼前，还有一大部分正在被慢慢吞噬。
常有人说，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既缺乏厚重的发展历史，也凝聚不了在城市中奋斗奔波的人群。深圳经济的快速发展让人们不由得产生了对这座城市的疏离感和陌生感。深圳的地域文化作为一枚精神与现实的纽带，能够连接疲惫的灵魂和这片朝气蓬勃的土地，慰藉惶惶不安的浮萍。
现在深圳的经济发展速度仍然位于全国前列，但深圳市政府已经不再是完全“重经济轻文化”，近年来，市政府在深圳市区举办了许多文物展览和文化传承活动，参与的市民也逐渐增多，对深圳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也在不断提升。并且随着城市紫线工程的推进，对重要文物和遗址的保护设立了一道壁垒，给了历史文物、遗迹一个喘息的机会。彭全民认为政府应该思考以什么样的方式保护文物，才能既传承深圳两千多年的历史文化，又减少对深圳经济发展的阻碍和影响。
作为一名考古学家、文物研究员，彭全民更希望用活化的方式，把深圳埋于地下三千余年的历史翻土重现，用记录的方式述说古今深圳的变化。在拆与留之间，呈现的是一场城市历史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博弈，我们相信，这绝不是一场零和博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