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藏考古到隋唐考古，30多年来，张建林从未停下探索未知世界的脚步。透过一座座遗址、一幅幅壁画，他在脑海中描摹出当时的历史背景、社会活动。
他的考古足迹，还延续到了国门之外，因为在他看来，只有了解这个世界，才能进一步知道中华文明在整个人类文明中的地位和价值。
“滴滴滴，滴——”
伴随着很多人曾经熟悉的铃声，张建林从口袋里掏出了一部黑漆斑驳的老款诺基亚手机，接听来电。在野外考古，这样一部传统手机是必备的，有的地方没法充电，这种手机可以待机一个星期。这种习惯，张建林在日常生活中也保持着。
他身后的4个大书架上，摆满了学术书籍。这些书展示了张建林的研究方向：西藏考古和隋唐考古。这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原副院长已经退休，但单位为他保留了一间办公室，以便他继续完成手头的研究项目。
“未知的东西能吸引人，让你吃那么多苦、受那么多累，然后还有兴趣一直做。好奇心是人类的天性，对吧?”张建林闪烁的双眼，透出对那些神秘世界的向往。
做考古有4个字，就是透物见人
“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也就是1978年我参加了高考，当时我22岁，已经在宝鸡县化肥厂当了3年工人。我的第一志愿是图书馆专业，第二志愿是考古，第三志愿是中文，因为我喜欢看书，没想到被西北大学的考古专业录取了。”张建林说。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刚刚成立的宝鸡考古队。一个偶然的机会，张建林参加了陕西省文物局的援藏普查队。
出于对考古的热爱，张建林在进入古城遗址前，会翻阅几乎能搜集到的所有资料，照片也会看很多遍，“可是一旦站立在真正的遗址面前，那种惊喜和兴奋还是难以自已，久久不能平静。”
张建林说。看着遗址里那些色彩艳丽的壁画，他第一反应并不是欣赏，而是想要了解绘制壁画的年代、背后的历史环境。张建林说：“做考古有4个字，就是透物见人。”
30多年间，张建林入藏30多次，对西藏的了解甚至已经超过了家乡陕西。“西藏考古是研究西藏历史的重要途径之一，但由于以往在西藏开展的考古工作不多，研究框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难以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在张建林的脑海中，西藏有一张神秘的年谱需要更多人来完善。
多点对文化遗产的敬畏心
完成西藏文物普查工作后，张建林回到陕西整理编写相关的考古报告，同时也参加了陕西省第二次文物普查。1988年，张建林进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被分配到隋唐考古研究室，唐代陵墓渐渐成为他的研究方向。
“2002年至2004年，我们对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进行发掘，这所唐代建筑遗址的揭露，解决了不少重要的学术问题。”张建林说。这次发掘被评为200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目前，张建林的手头上仍有一个持续了10多年的项目——唐陵大遗址考古调查。“
十几年来，我们对18座唐代皇帝陵、两座祖陵和武则天母亲杨氏顺陵做了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和测绘，形成的基础资料已有上千万字，总结出了不少新理念和新方法。”
张建林认为在城市基本建设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中，应该纠正重墓葬、轻遗址，重宫殿寺观、轻里坊等一般遗迹的风气。
唐长安城址被紧压在现代西安的城区之下，如何协调城市建设和文物保护二者之间的关系，最大限度做好唐长安城址考古资料的获取和遗址的保护工作，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我并不反对在隋唐长安城遗址的范围内进行城市建设，只是希望在文物保护法的框架下履行报批手续，由考古机构先行调查、发掘，坚持‘考古先行，保护优先’的原则，进行抢救性保护。”张建林说：“城市建设，还需要多点对文化遗产的敬畏之心。”
中国考古学一定要走出去
陕西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在中西交通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陕西，文化的互动交流频繁发生、从未停止，这也为张建林的考古研究提供了走出去的机会。除了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工作外，张建林还有一个身份——西北大学特聘教授。张建林最初参与中亚考古，就是2011年随西北大学王建新教授的团队去塔吉克斯坦调查，从那以后，又几次去吉尔吉斯斯坦考察或参加会议。
“我们想弄清楚中华文明在整个人类文明中的地位和价值，就要了解这个世界。现代考古学产生后，西方考古学家一直在做埃及考古、两河流域考古、玛雅考古、印度考古，所以中国考古学也一定要走出去。”张建林说。
“近年来，陕西省考古研究与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对吉境内一些遗址进行联合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对楚河州内的一系列遗址开展联合发掘和研究，尤其是红河古城遗址。”张建林说。
红河古城遗址位于楚河州坎特市红河村郊外，是吉尔吉斯斯坦楚河流域重要的古城遗址，是见证丝绸之路发展轨迹的重要遗存。在吉中联合考古队两年的工作中，考古学家在红河古城遗址出土了不少陶片、砖块和钱币，联合考古工作在完成第一阶段合作协议后将签署新的合作协议。
“我国考古走出国门还处于起步阶段。”张建林说：“要出大的成果，还要靠下一代。除了中文和英文外，他们最少还要再学一门语言，为研究打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