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是谁？
对于这个名字很多人可能并不熟悉，但对于敦煌莫高窟，所有人一定不陌生。
季羡林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再没有第二个。
余秋雨说：这里的雕塑都有脉搏和呼吸，挂着千年不枯的吟笑和娇瞋。这里的每一个场面，每一个角落，都够你流连长久。
敦煌莫高窟，作为中国给予世界独一无二的礼物，却在以一种缓慢的，不可逆转的态势在消逝。
而这个叫樊锦诗的姑娘，在最青葱的岁月选择来到大漠深处，倾尽一生的时间守护敦煌，为莫高窟带来了“永生”。
她是永远的“敦煌的女儿”。
01
出生于1938年的樊锦诗，受父亲影响，从小对历史文物产生了浓厚兴趣。而初中时期历史课本上对于敦煌的描写，便在她的内心里种下了一个关于敦煌的梦。
秉承着那份热爱，樊锦诗如愿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1962年，北大毕业前的考古实习中，24岁的樊锦诗毫不犹豫的选择和另外三名男同学来到敦煌实习。
第一次到达敦煌，樊锦诗就被彻底震撼了。
余秋雨曾在文章中写道：“莫高窟可以傲视异邦古迹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千多年的层层累聚。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活。一千年而始终活着，血脉畅通、呼吸匀停，这是一种何等壮阔的生命！”
在这儿，能够感觉到一代又一代艺术家前呼后拥走来，每个艺术家又牵连着喧闹的背景，在这里举行着横跨千年的游行。
樊锦诗忍不住看痴了。
然而和震撼的艺术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恶劣的生活环境。
莫高窟位于甘肃省最西端，气候干燥，黄沙漫天，冬冷夏热。
一天只吃最简单的两顿，喝的是盐碱水，住的是破庙泥屋，没水没电，半夜还会有老鼠掉下来，也没有卫生设施，晚上想去上厕所，还得摸黑走上好一段路。
白天去洞窟，必须要爬蜈蚣梯，因为害怕，每天樊锦诗都会在身上揣几个馒头，尽量不喝水，避免要去厕所攀上爬下。
莫高窟的生活，无一不在挑战这个在上海小康家庭长大的姑娘，实习期间，樊锦诗几乎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本来她的身体就不好，没待到3个月就病倒了，不得不提前结束实习。
“我再也不想到这个地方来了。”
离开敦煌的时候，樊锦诗暗暗对自己说，然而不到一年，她却食言了。
1963年，樊锦诗毕业，在分配工作时，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人过来北大，指明要之前来敦煌实习的那4个学生。
樊锦诗的父亲知道后，当即写了长长一封请求信让女儿带给学校和院里的领导，他实在舍不得女儿去那么远的地方受苦，希望可以重新分配，然而这封信却被樊锦诗留了下来。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那一年9月，樊锦诗再一次来到了敦煌文物研究院，这一待便再也没离开过。
02
“从内心深处我真想长期留在这里，永远留在这里。真好像在茫茫的人世间奔波了六十多年，才最后找到了一个归宿。”
这是季羡林在《在敦煌》里写的一段话，也是樊锦诗很喜欢的一段话。
刚开始到敦煌，她并不认为自己会长久待下去，一是这里条件恶劣，而且丈夫和孩子都在远方，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敦煌却渐渐成为她生命中不可割裂的一部分。
“我躺下是敦煌，我醒来还是敦煌。”
在敦煌五十多年，樊锦诗走遍了大大小小七百三十五个洞窟，看遍了每一寸壁画，每一寸彩塑。
在《开讲啦》上，撒贝宁曾经随意放出几张飞天壁画，每一张图出来，她够第一眼便能认出是哪个窟，是哪个朝代，是什么风格。
她带领科研人员在石窟考古、佛教美术、文献研究等很多领域都取得了新成果。其主持的《敦煌石窟考古全集》更是被饶宗颐先生赞叹：既真且确，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进一境！
1998年，已经60岁的樊锦诗成为继常书鸿、段文杰之后，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继续守护着心爱的敦煌。
03
随着莫高窟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当地政府提出让莫高窟上市，进行商业开发。
樊锦诗立刻站出来表示反对：一旦上市，莫高窟就变成了一个摇钱树，必定人满为患，追求利润最大化，便不会去考虑将来的事，也不会考虑是否有利于壁画雕塑的保护.....
那段时间，樊锦诗带着研究所里的人，北京兰州两头跑，为了省钱，在北京永远只住20块钱的地下招待所，在她的努力下，最终莫高窟上市的风波最终偃旗息鼓。
为了更好的保护，樊锦诗不仅积极谋求国际合作，开创了中国文物保护领域国际合作的先河，更在各大景点中对莫高窟率先实现限流。
有人觉得她傻，有钱不赚，然而对于樊锦诗而言，她只想要守护敦煌，保护文物，把莫高窟完完整整地传下去。
她在《永远的敦煌》里写道：我们不仅着眼于当代的保护，而且努力做到完完整整、原汁原味地将莫高窟的全部价值和历史信息传给子孙后代，我们没有权利将留给子孙后代的文化遗产毁在我们这代人手中。
樊锦诗清楚，敦煌壁画正在衰退，而只靠限流，也无法满足越来越多的人对于莫高窟的向往——“保是第一位，然后还要扬”。
也是她首先提出了“数字敦煌”——要用数字技术，让更多的人看到敦煌，让不可再生，不可永生的文物得以永存。
已是年过半百的年纪，她却带领敦煌研究院的成员，建立数字中心，为每个洞窟、每幅壁画和每尊塑像建立数字档案，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
尽管耗资巨大，反对者众，但她从未犹豫。
而时间为她证明了一切。
2016年5月1日，“数字敦煌”资源库正式上线。自此，全世界的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免费欣赏30个洞窟，10个朝代的高清图像和全景漫游。
让每个人，都可以离敦煌近一点，更近一点。
04
“人们说她是敦煌的女儿，那我就是敦煌的女婿。”
说这句话的是樊锦诗的丈夫彭金章。
两人是同班同学，相爱在未名湖，大学毕业后，一个分配到了敦煌，一个分配到了武汉大学，各自奔向祖国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平日基本见不了面，只能靠书信往来。
那个时候樊锦诗和彭金章约定，3年后，等她看完了莫高窟的雕像和壁画，就去武汉和他团聚。
然而3年后，因为种种原因，樊锦诗却没能回来，有人劝彭金章：“算了，别等了，不如重新找一个，还免得忍受两地分居的苦。”
然而彭金章却只有一个回答：“我等她”。
在敦煌呆久了，樊锦诗变土了，变糙了，吴侬软语也被西北风吹硬了，然而在彭金章的眼里，她依旧是那个他认定了要携手走一辈子的姑娘。
1967年，樊锦诗趁着探亲假奔赴武汉，两个人在武汉大学的宿舍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此后便开始了19年的分居生活。
在此期间，樊锦诗和彭金章的两个孩子相继出生，为了孩子的教育，两个人想过很多办法，最后还是彭金章选择将两个孩子都接到自己身边，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孩子，没有半句抱怨。
樊锦诗曾多次提出申请，想调到武汉工作，但身为工作骨干，这个申请一直没被通过。等到1986年领导终于同意樊锦诗调离，她自己却犹豫了，莫高窟已经成为她生命里重要的存在：“这个石窟，好像我还应该给它做点什么。”
樊锦诗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彭金章，彭金章只回复了她一句话：“看来我得过去跟你腻在敦煌了”。
作为武汉大学考古专业的创办者，那个时候的彭金章已经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考古教研室的主任，但为了妻子的心愿，他没有丝毫犹豫，放弃了武汉大学的一切，奔赴敦煌。
那一年，分居了19年的夫妻，终于在黄沙漫天的敦煌团圆。
有人问彭金章他和樊锦诗的爱情。
彭金章回答：
相恋在未名湖
相爱在珞珈山
相守在莫高窟
彭金章本是研究夏商周的考古研究，年近50却开始投入敦煌的研究，他率先勘探清理莫高窟的北区，将有编号的洞窟从492个增加到735个，为敦煌的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
樊锦诗不止一次的表示，自己的先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丈夫”，“没有他的支撑，这个家庭可能就散了”。
两人一起在敦煌工作了三十多年，彭金章总说：“将来工作任务完成了，我就跟着她去上海休养，我乐意跟着她。”
樊锦诗也曾不止一次想着，等他们两个人都老了，卸下了工作，就一起到处游一游看一看，但这一次彭金章食言了。
2017年7月29日逝世，81岁的彭金章永远闭上了双眼。
而就在那一年的4月份，一向不爱接受采访，不爱上节目的樊锦诗接受了《朗读者》的邀请：因为“老彭喜欢看你们的节目，他在电视里看见可能高兴。”
根据彭金章遗愿，敦煌研究院未发讣告，一切从简。
他离开的安静，没有打扰公众半分，然而一直到今天，樊锦诗依然觉得彭金章就在自己身边：“他还在我身边，他到今天还在，没走，还在支持着我，看着我。”
在樊锦诗心中，那个宠了她一辈子，支持了她一辈子的男人，永远活在她的生命里，不曾变迁，不曾褪色。
05
敦煌研究院的张先堂曾跟樊锦诗去上海出差，正好和樊锦诗的双胞胎姐姐见了面。
“两个人站在一起，我们几乎不敢相信是姐妹。”
樊锦诗的姐姐依旧风姿绰约，显得很年轻，而樊锦诗头发花白，穿着最简朴的衣服，脸上全是敦煌的风沙吹出来的沟壑，感觉比姐姐还要老上许多。
——“心里可有心酸不平？”
——“无怨无悔。”
早在刚到莫高窟的时候，她就亲眼目睹包括常书鸿、段文杰在内的敦煌守护者，心甘情愿放弃优渥的生活，扎根在敦煌。
“最后就埋在莫高窟的前头，还守望着莫高窟。”
而那份守护的信念也融进了她的灵魂里：愿倾尽所有，为敦煌奉献一生。
樊锦诗在给北大新生的信里写道：
“我几乎天天围着敦煌石窟转，不觉寂寞，不觉遗憾，因为值得。我这辈子就做了一件事，无怨无悔。”
对于她而言：
做一个像样的人，度过一个像样的人生。当你回首往事时，不因碌碌无为而悔恨。也不为虚度年华而羞耻，那你就可以好骄傲地跟自己说：你不负此生。
一辈子，一颗心，一件事，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