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荣祥，1957年生人。北京故宫博物院高级工程师，曾参与建福宫花园复建，主持了武英殿大修等工程。1975-1992年工作于故宫修缮中心，后进入故宫古建管理部工作，2002年故宫成立工程管理处，夏荣祥成为主要管理人员。
中国古建筑群作为世界文化库中瑰丽的遗产，具有极大的保护和传承的历史意义。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醉心古建文化，时时刻刻都在为古建筑的修缮和保护奔走，用一生诠释古建保护的执念。但古建保护不是一个人或者是一群人的事，而是需要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共同努力。现如今，古建保护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社会大众对于古建保护的不解也是造成诸多困难的因素之一。究其原因是因为其蕴含的历史性和专业性，让大众很难了解、接近甚至参与其中。正因如此，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文字，带领更多的人走进古建文化的历史长河，探求中华民族的瑰宝。
谈起中国古建筑，最先想到的必然是故宫了。故宫作为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建筑群，不仅是中国古代宫廷建筑的精华，也是华夏民族的骄傲。这样一座瑰丽的古建筑群随着时间的流逝，不免会被刻上岁月的痕迹。这时，默默奋战在保护一线的工程师们，他们有实力，有技术，有耐心，更心怀对中国古建筑的热爱，将破败的宫墙修复如初。工程师夏荣祥在故宫博物馆工作了六十余年，这里的一草一木对他来说都熟悉无比。“古建保护和修缮是非常辛苦的，但是如果你真的热爱这个行业的话，就一定要有恒心去坚持，扛起身上的担子。”对于中国古建修复的未来，夏老满怀着希望。
与故宫的奇妙缘分
“我打小就生活在老北京的胡同里，每次吃完饭，趁着凉快出去遛弯儿。那时候我都会沿着故宫的城墙根走走。”提起童年趣事，夏荣祥的眼中满满的都是回忆的情绪。“那时的北京，还不像现在这样高楼林立，我那时也不高，所以故宫的城墙，看起来要比现在高很多。对于小孩子来说，那时的故宫是十分神秘的存在。”只是那时，夏老还不知道，未来的某一天，故宫将会卸下神秘的面纱，从此他的一生都将与故宫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我是插队回来后被分到故宫的。”夏老回忆道。新中国成立后，从50年代开始，国务院虽每年向故宫拨出维修专款，但由于经验、技术、人力不足等问题，只在建国初期对故宫进行过大规模修整。此次修整，光是垃圾就运走了25万立方米，可见当时故宫的衰败破旧。到了1974年，故宫进行第二次大修。当时处于文革的后期，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正处于整顿期.适逢中美建交、中日建交，中国文化逐步走向世界。周恩来总理明确提出，支持故宫修缮整顿，当时北京故宫组建了故宫古建工程队，专门负责故宫古建筑群及文物的修缮工作。就这样，夏荣祥进入到了故宫博物院，成为一名木工。
“建筑它就好比一个人，决定一个人的身高，魁不魁梧，是骨架决定的。建筑的瓦作就像是皮肉，彩画就像服饰，木作就是人的骨架，因此，木作是建筑的基础。”
夏老说，中国与西方的古建修筑方式并不相同。在西方，设计与施工是完全分开的，而中国则不然。中国古建修筑特别强求结构的重要性，设计与施工是密不可分的。自明代起的匠作制度，便是父子的技艺传承。被派到宫中做建筑的匠人们，一做就是几代人。到了清朝时期已经不再实行匠作制度，建造了营造木厂。当时的营造木厂与现代意义上的古建公司有几分相似，但主要仍旧是为皇室服务。其中的匠人手中的技术仍旧是代代相传的。因此在中国，真正的古建修筑技术往往只掌握在施工的人手中。基本上都是师徒心口相传，只局限在特定的圈子。
“当时我拜的师傅是比较有名的赵崇茂老师，在大木作里面非常知名。1976年唐山地震后，由我师父带着一批人亲自挂帅去普查每一个建筑的情况。我们就打着手电，爬上梯子，上去一看，发现木梁架上有很多拿粉笔写的小字，民国时期的尤其多。这些都是原来人们普查故宫时留下的记录，那些签名都是一些很有名的人物，比如梁思成先生和他们的徒弟的签名。师父跟我说，你看人家都是那么大的大家了，还仍然亲力亲为去做这些勘测工作，深入一线，你们更得好好干，可能现在苦一点，累一点，但是会有出路的。这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无论什么时候都要低下头来好好学，好好干，无论在哪个部门，都不要忘了深入一线，多看，多学，多积累经验。”
木作修缮周期长，要求难度大，而且需要大量实地考察所积累的经验。怀着对木作的热爱，夏老在工程队脚踏实地工作了17年。夏老说，这17年，他凭借在一线的见闻，积累了大量经验，是他工作生涯中重要的17年，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故宫第二次大修持续了7年，由故宫第一、第二代工匠主持修建。尽管周期较长，投入较多，但受限于国力、才力，此种修复规模也无法做到对故宫近百年来的糟朽、腐蚀进行彻底的修整。故宫的残破与衰败，开始引起古建界的集体担忧。到了2002年，由故宫第三代工匠主持，故宫开始了百年大修计划。夏老和他的队伍，在此次百年大修中，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挂帅出征，展古建风采
建福宫花园是故宫四大花园之一。乾隆去世后，嘉庆皇帝曾下令将此处收藏的珍玩古物全部封存。后该处基本为堆放珍宝所用。1922年，已被赶下皇位但仍住在皇宫的溥仪想知道这里共存放有多少宝物，因此决定彻底清点此处。结果，清点工作刚开始，一场大火突然冲天而起，将整个建福宫花园连同所有的珍宝在内全部焚烧殆尽。
有一种说法是，当时皇宫内上至废帝下至太监宫女都以偷盗宫内珍宝换取银钱度日，因此此场大火很有可能是当时看守建福宫花园的太监监守自盗，为掩饰罪行所制造。但无论如何，造成的结果是这样一座瑰丽的花园被大火吞噬，烧得不成样子。
此后针对是否要重建建福宫花园，一直存在争议，因为损毁严重，修复难度极大。后经商讨，2000年5月，由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捐助，故宫博物院古建修缮中心负责施工，复建福宫花园。当时，夏老所在的部门古建部就负责设计主体。
当时由于经验不足，夏老等人决定拿花园中最大的建筑延春阁作为试点。以此，其他建筑的修缮方式也能基本上摸索出来。作为主要设计师，夏老对大木的结构非常清楚，但仍需要走访各地，进行同时期古建筑的勘察，对建筑体量，构件的截面，榫卯的形式都要有一个了解，以便构造复建蓝图。
“那时候，每个礼拜周末，王仲杰先生，彩画里头很有名的，他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俩一起去了北海啊，颐和园啊，避暑山庄啊很多地方，然后用了大概一年的时间，把这个建筑给做出来了。因为我们之前没有古建复建的经验，都是修缮的经验，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一年当中，光是前期准备工作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但正是由于前期大量实地勘探所积累的经验，使得夏老等人顺利的勾画出了延春阁的建筑蓝图，为后期复建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攻坚克难，巧化糟朽为神奇
武英殿位于北京故宫外朝熙和门以西，现为故宫博物院的典籍馆和书画馆的所在地，是一组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的宫殿建筑。1869年武英殿被焚，1902年进行过大规模整顿。
据夏老回忆，上世纪五十年代，师父赵宗茂等人曾经着手对武英殿正殿糟朽的大梁进行修复。但由于财力限制，无法进行深层次修复，只能支起两根柱子加固，却始终没有解决大梁糟朽的根本问题。因此后来的武英殿大修，夏老等人就决定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当他们打开武英殿顶时发现，大梁整体就是清光绪时期的营造木厂建造的。聘请的林科院木业研究所的专家了解情况后分析，当时建造时使用的木材落叶松，含水量超标，营造木厂没有那么好的干燥的存料。因为受力木材不允许烘烤，只能放在干燥通风的环境下让它自己一点点把水分流失掉。管理的部门如果资质不够，也会对它有所损坏。
落叶松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如果不是在水分完全流失掉的前提下去做成木构件，就极其容易产生轮裂，沿着树干年轮一圈圈裂开。这个十米长的梁架，高二十多公分，宽七十公分，已经完全轮裂，糟朽不堪。大殿的整体结构已经出现偏差，殿顶的四个角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按照建筑力学的解释，这种偏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允许，但问题在于，殿顶结构还在继续向一侧滑动，再不维修就有整体脱落的危险。“武英殿当时算是危楼。”夏老当时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面对如此棘手的难题，夏老决定彻底换一个大梁。“我拆了这个梁，才发现我需要一块新的料，我要是再上报，再批下来，又会过了工期，时间来不及。而当时市场上又没有那么大的干料。所以当时我觉得这件事确实是挺有难度的。到了最后，我们用的是拼攒，里面加了两根钢料，外面买的板材，把那两根钢料给包裹住，这样从外面看它还是一根完整的木头，但其实里面是有钢筋的，虽然价格也贵了一些，但是总算比较圆满的完成了任务。”
夏老说，干古建修复工程，资金，材料，人工，政策，缺一不可，少了哪一样，工程都没办法达到最好。古建修复技术有“铁三角”之说，分别为木、瓦、油。皇家建筑的木工技术，无论整体木结构，还是梁、檩、枋、椽、柱、榫、望板、雕花等细节，都十分古老，难以学习。这些都需要工人经过长时间的学习才能真正掌握。
关心青年一代
“古建一线确实是苦，很脏，有的时候还得上架子，很危险的。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现在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到一线去。”夏老说道。
古建修缮是一件极其辛苦的事情，当前这一领域也确确实实面临着人才缺乏的局面。面对这样的局面，夏老也给出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当前大量的高学历的，掌握现代知识的年轻人进入古建修缮这一领域，这一点是非常好的。比如在实地考察过程中所做的精测，使用现代技术所得出的数据都是十分精准的，相较以前的手工测量，这些数据在实际应用中会避免很多误差。“我记得自己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画图都是手工画图，后来，同一个队伍里的年轻人都开始用电脑画图。我在这方面不擅长，还特意回到了北京建筑大学建筑系，又学习了三年。”
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古建工作开展的更容易。夏老不断与时俱进，在实践中也不忘修炼，并且他也认为，现代技术的介入与理论知识体系的不断完善与丰富，是必不可少的。但与此同时，古建修缮一线确实变得薄弱了许多。由于古代建筑所使用的砖瓦，黏土，灰浆等的配方，都是需要大量实际勘察的经验才能看出，从而重新进行调配。在实际工作中，也有许多细节问题要注意，针对不同的古建要使用不同的材料进行修复。如果年轻人没有从一线学习过这些，实际到了现场根本无法投入工作。“人家给你拿来的这个灰，砌出来的砖是什么样的砖，什么砖型，用的灰是块灰还是灰粉，如果你没到现场去过，你都没办法掌握，在现场你也没办法做出判断。这些细节都是年轻人的弱项，而这些弱项是年轻人需要到一线去学习的。”
夏老认为，当前掌握现代化知识的年轻人加入到工程的实施当中来，这一点非常好，但是一定要有在一线学习的经历。中国第一代把现代化转化融入到中国古建筑的人是梁思成，刘敦桢他们这些人。这些人是西方留学回来的，第一次把西方的东西转化到中国古建筑工程管理。从很多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梁思成先生他们和一线的工人联系是非常紧密的，他们在实践中获取了大量的知识，再转化到他们的文字中去。因此，现代系统化培养的人才与曾经摸爬滚打成长出来的人才，在夏老看来，是具有很大差距的，差距就在于知识的来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句话在古建领域最适合不过。所有从事这一行业的人，都要以不断修炼为终生目标，包括自己在内。即使早已退居二线，夏老仍然时不时的要去一线看看，不断积累经验。
“像我，其实在我们这个队伍里面，还是算年轻的，有岁数比我大的人家照样跑一线。”选择了古建，便是要一生与其为伴，以极大的恒心和毅力坚持下去，用自己的双手践行古建保护的执念。
夏荣祥为基层小学的孩子们教学
夏老说，古建修缮最主要的是人。回顾近年来进入到古建修复这一行业的年轻人数量，夏老仍不免叹息。“总的趋势是乐观的，可是根本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们曾经辛辛苦苦培养出来过一批人，结果到最后没有人愿意留下来。”跑工地本就是个辛苦活，本地人数量少，外地人又无法在生活成本如此高昂的北京仅凭微薄的薪水生存。针对这一问题，包括夏老很多专家也呼吁道，希望有人能够出面解决这些实际问题，为匠人们排除“后顾之忧”，让大家一心一意的扑到工作上来。
“我很羡慕现在的年轻一代人，不用像我们一样经历太多的苦难，他们的学习环境要比我们好得多。现在的年轻人也越来越肯低下头去学习，我要去一线之前，经常有年轻的学生跑来跟我说，夏老师能不能带我们去看一下，我们也想学习学习。这种好学的精神是非常好的。年轻人一定要有吃苦的精神，多去一线走走，多听多学多看。现在有不少年轻人选择加入到古建这一行业来，我真的非常开心。但是我还是要说，古建是一件挺辛苦的事，古建人肩上的担子也很重。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一定要有恒心和毅力，把满腔热情投入到其中，中国古建的未来要靠这些年轻人去闯。”夏老满怀希冀地说道。
千百代古建人，用他们的双手修复古建，也是在修复华夏文明得以传承的纽带。他们跨越千年历史，在一笔一画中书写历史，在一锤一凿中彰显智慧。他们不忘初心，于瓦檐之下施展巧手，于高墙之内磨练心性。这，就是新时代、新中国所需要的工匠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