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地名？“地名是人们赋予各个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专有名称”表达了地名的语言学特征，“人们赋予”显示了地名的社会性。地名是人们命名的、公认的，反过来，地名又成为人类社会各种信息的载体，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地名是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
交通路线与地名的关系最为密切。自古以来，任何一种交通制度都在地名上留下印记。秦汉时期完善起来的驿传制度在我国历史上长期实施，变化不大，直到近代由于交通工具的进步，驿传制度才发生巨大变革。但有意思的是直到清末，交通大臣的正式名称仍称为“邮传大臣”。古代交通制度首先是为政治、军事上传递文书命令和官员往来的需要建立的，它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马和牲口拉的车。由于古今交通工具的替换和交通条件的变化，古今驿路与今天的通衢大道并不一致。有些地方过去曾是交通要冲，到现代却成为小道僻壤，因此在研究古代交通路线时，地名是最重要的依据之一。
在古代驿路上，每隔一定距离就要设置邮、亭、驿、置、传舍等设施，以供来往人员休息、更换马匹之用。秦汉时代是五里一邮、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每县至少一个传舍。
到了唐代，亭、置、传舍之名已经取消，但是驿的名称仍大量使用。除陆驿外，在水路也设有水驿。这些驿的名称在史籍上保留下来的不少，由此可以追寻唐代交通路线的分布情况。尤其是长安、洛阳两京之间的驿名记载最为详细，使两京之间的道路历历在目。含驿的地名到今天仍有部分留存，如驿前（江西）、驿马关（甘肃）、走马驿（河北）、驿道（山东）、张店驿（陕西）。
但是除了最后一例张店驿是驿路上的正式驿名外，其他只是与驿有关的地名。大量的古代驿名因为驿路的废弃，其中末尾的“驿”字往往已经省去。如湖南临湘县治在长安驿，但今人都已省称为长安，也不知道它位于古代的驿路上（位于今天武汉—岳阳的公路上）。
宋代的驿传制度又采用邮铺以传递文书，到元代发展成为系统的急递铺制度。《元经世大典·急递铺总序》里说：“十里或十五里或二十里设一急递铺。十铺设一邮长，铺卒五人。文书至……卒腰革带，带悬铃……赍文书以行，夜则持炬火焉。”明清也继续沿用了“铺”的名称。铺制的实行在今天的北方留下了三十里铺、四十里铺之类的地名，而且在某些方言里留下了“伏铺”（意为客店）这样的语言。在明代由于铺和铺之间的距离基本固定在十里，所以有些方言，如温州话、厦门话至今仍把十里称为“一铺”。
元代的驿传制度称为“站赤”。“站赤”是蒙古语的译音，明清以后省称为“站”，现代说的车站之“站”即来源于此。站赤的组织规模很大，能供欧亚两洲交通。今天地名中以“站”为通名的以黑龙江省最为典型。由瑷珲（清代黑龙江城）往西到嫩江县有二站、三站，由嫩江往北到漠河有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二、十三、十七、十八、二十五、二十七、二十九站、兴安岭站、金龙沟站等地名（非现代交通站名）。
明代沿用元代的站赤制度，但名目增多，在京师的站赤叫会同馆，在外地则称水马驿、急递铺、递运所，后一名称设施是为运输之用而设。清代的驿站名称分得更细，各省腹地称驿，专为军报而设称站，嘉峪关外叫塘，西北地区称台（最著名的当数新疆塔尔哈巴台、清代外蒙乌里雅苏台）。递运货物者称所，传递公文者称铺。
含有上述驿、铺、站、所、塘、台的地名保留至今的还有不少，但是在许多此类地名中，“驿、站、铺”等通名已经省去，难以看出与历史上交通路线的关系。如果将这些地名的全名复原出来，并将史籍中保存驿站的地理位置考证出来，那就解决了历史交通地理中的基础问题。实际上这正是研究历史时期交通路线的主要方法之一。
除了官方设置的驿站外，在交通路线上还有店、庄、关等地名通名，它们有时以里程为专名，如八里店（安徽）、八里庄（河北）、八里关（陕西），表现出与交通地理的关系，甚至有些山岗也有类似的名称，如安徽就有三十里岗之名。另外，过去在驿路上五里或十里则树起一定的标识——即戏曲中经常唱到的“五里单碑、十里单碑”，地名也就出现“五里碑”、“十里墩”这样的名称。
这类地名表明，离县城所在为几里地。不过这类地名中的数词用“十”以上极为罕见，大约是不易上口并且同名太多的缘故。“五里碑”之类虽然同名也多，但距县城已近，不至有混同之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