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家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几千年的积淀，不仅形成了一门独特的家具艺术体系，还成为了高贵与经典的代名词。
而古典家具除了在造型上的美观、独特，作为家具，其设计亦要符合时代审美要求，更要充分考虑其实用性和合理性，即人们在使用时的习惯与舒适度。
人体工程学在家具设计中的应用，就是为了充分满足这一要求。
明十七世纪黄花梨南官帽椅
官帽椅搭脑、扶手后背均采用曲线造型，坐板采用藤编设计，不仅整体线条流畅，符合人体坐姿型态，也最大程度给人舒适体验。
人体工程学又称“人类工程学”或“人体工学”，是上世纪4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一门技术科学。
20世纪初期，美国“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泰罗认为，企业效率低的主要原因是管理部门缺乏合理的工作定额和工人缺乏科学指导，为使工人的操作能够省力、高效，泰罗设计了一套专门的操作制度，人称泰罗制，即人体工程学的始祖。
清早期黄花梨四出头官帽椅
这门综合了人体测量学、生理解剖学和心理学的学科，目的是使人们使用一件产品时获得高效、舒适的感受并且无损健康。
在现代的众多设计中，人体工程学已成为设计师自觉考虑的因素，然而，早在数千年前，人类制造的诸多工具用品似乎早已反映了人体工程学的应用，尤其是在古代家具的设计上。
日本正仓院藏中国唐代家具
从古画中可见，古人席地而坐，漆案高度适。
人体的动作形态是相当复杂而又变化万千的，从坐、卧、立、蹲、跳、旋转、行走等都会显示出不同形态所具有的不同尺度和不同的空间需求。
从家具设计的角度来看，合理地依据人体一定姿态下的肌肉、骨骼的结构来设计家具，能调整人的体力损耗、减少肌肉的疲劳，从而极大地提高动作效率。
唐朝以前，人们多采用席地而坐的生活方式，“席”的功能等同于我们现在常用的各种椅类家具。
正仓院紫檀木画挟轼
席地而坐时，人的视线和身体所及的高度也决定了漆案、漆几等家具的高度和比例尺度是否合理。
例如常见的漆案案面高度多在10厘米~20厘米之间，漆几的高度一般在30厘米~40厘米之间，可适宜于人们“隐几而坐”。
食案仅有2厘米高的短足，便于人们托盘送食利于放置，案面四沿还有2至3厘米高起的拦水线，防止食物汤水外溢。
圈椅的扶手成曲线型，让人的手臂能够舒适地展开，肌肉得到放松。
直至公元十世纪，垂足而坐的生活方式逐渐形成，椅、木凳以及高型桌、台、案等家具开始被人们广泛制作使用，宋、元时期垂足而坐家具基本已占主导地位。
而在中国古典家具最具代表性的明式家具中，人体工程学早已被悄然植入。
善于观察的工匠们发现，人体脊柱并非完全是笔直的，而是成曲线型，而且人们在放松休息状态时，背部习惯往后倾靠，让腰部感觉更舒适。
明代匠师根据这一特点使椅背有近于100度的倾角，同时，一些椅背还被制作成几乎与人体脊柱形状相吻合的曲线型。
如此一来，人们在座椅上便可享受最大程度的舒服与健康。
清早期铁力木螭龙纹马蹄足扇形禅椅
禅椅与其他椅具不同，讲究的是人文精神，造型上少了些曲线，给人严肃自律的心理暗示。
除了从人体测量、生理结构方面进行考量，中国古代家具的设计与制作也会从人们的心理与情感诉求角度出发，通过家具上装饰图案，色彩，材料的搭配，让使用者产生共鸣的心理感受。
例如商代时期，青铜器家具除了使用功能之外，更多是体现了当时人们对自然认识和意识形态领域浓厚的迷信鬼神的思想。
故饕餮纹和龙纹在家具上较为常见，表现的是一种神秘威吓中的敬畏，恐惧，残酷和凶狠感，这些纹饰不仅为了服从祭祀的要求，也达到一种精神统治的目的。
古代用以祭祀的青铜鼎，饰以饕餮纹、雕式盘龙等图案，表达了对神灵的敬畏。
诸如此类的应用在中国众多的古典家具中都能找到痕迹，现代人体工程学的基础内容——测量学、生理学、心理学早已被古代的工匠们充分运用到家具设计之中。
或许，所谓的人体工程学也许并非现代社会的产物，只是，这种运用在古典家具中早已被烙上了文化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