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高考分数不低的湖南女孩钟芳蓉，选择报考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一时间引来热议甚至喧嚣。有媒体希望访谈，都被我谢绝了。考古学这样一个接近冷门的专业被炒得过热，是件不正常的事儿。现在稍稍降温，倒是可以淡淡地谈谈个人的冷思考。
▲许宏（左）和钟芳蓉（右）（新京报）
我1980年参加高考，是被“分配”到考古专业的。作为当时万千文学青年中的一枚，在对这个行当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当然没有专业感情可言，倒是刚入学就一门心思地想转专业。但在那个处处“计划”的年代，一个萝卜一个坑，“跳槽”到其他系是不可能的。无奈之下跟着走，培养间接兴趣。大三的田野考古实习，对许多考古专业的同学来说是个分水岭。要么彻底干伤了失望了选择离开，要么死心塌地地成了铁杆考古人。本人就是后者中的一员。
后来我留校当教师，先做了四年辅导员。那时对学生转专业的政策稍有松动，我对那些要走的同学已决意不再做专业教育上的“思想工作”了，反而是尽己所能，放走了好几位。那时已感悟到，强扭的瓜不甜，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所以，站在当下的时点，从一个考古“老兵”的视角出发，我绝对不会向“钟芳蓉们”包装推销自己的专业，甚至要先泼点冷水，告诉他们实情，让他们自己去体悟选择。现在已开始有业内的同行担心人家小姑娘过段时间不想干了咋办，我们的过分热情会不会给她巨大的压力。这时我倒是想对小钟同学说句话：对于人生抉择，要跟着感觉走，跟着心灵走。要么走下去，要么早转向，服从自己的心灵，就不会后悔。至于他人如何看自己，并不重要。
▲2005年11月，许宏在二里头辨别技师用洛阳铲钻探出的土。（中国网）
本来是要谈新世纪这第二个十年的，开篇居然扯到四十年前去了，有点跑题，赶紧收回。想想也不算跑得太偏，说不定一个资深考古人的十年叙事，还能让钟同学等考古新生代，看到自己所选专业虽艰辛但又颇有收获颇富乐趣的一面。
值得欣慰的是，作为考古人的这十年，是我田野耕耘后进入收获季节的十年。
位于中原腹地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1959年发现并开始发掘的，1999年遗址发现四十年之际，我接任队长。到2014年，作为第三任队长，我已主持考古工作十五年。当年，由我领衔主编的浓缩一系列重要发现的大型考古报告《二里头（1999—2006）》（五卷本）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我们的团队发掘了七年多，整理编写了七年多，可称“十五年磨一剑”。这套报告是迄今为止中国遗址类考古报告中体量最大的一部，定价两千元。印数一千多套就足以满足海内外学者的需求，不必再重印了。不少朋友看了会感慨，这是典型的“阳春白雪”。在“编后记”中，我们罗列了参加资料整理和编写工作的海内外各学科的学者，总数达六十二人，这套报告是多单位、多学科学者通力合作的产物。我近年最愿说的一句话则是：“只懂考古已经搞不好考古了。”信息爆炸、学术碎片化，导致单打独斗的时代成为过去，我们迎来了一个合作和相互学习的时代，考古领队必须是总策划人、总协调人，这让我学到了很多。二里头遗址是公认的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学学科范畴内科技考古各“兵种”介入最多的一个遗址，《二里头（1999—2006）》则是迄今为止我国参与编写的作者人数最多的一本考古报告。这部大型田野考古报告集，也成为整个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与转型的一个缩影。
▲20世纪60年代，二里头遗址发掘现场。（中国网）
考古就是一项必须靠团队才能完成的事业。到了2019年，二里头遗址发现与发掘六十周年之际，我又邀请中国科技考古的领军人物袁靖教授联合主编了集成性著作《二里头考古六十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我们二里头考古队与中澳美伊洛河流域联合考古队共同编著的四大本《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1997—2007年区域系统调查报告》也付梓面世，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主持二里头都邑一个“点”的发掘，以及洛阳盆地中东部区域一个“面”的系统调查，点面结合，我作为资深考古人的田野考古生涯也就算圆满了。
2017年，我花了将近三年时间写就的专著《先秦城邑考古（上下编）》，由金城出版社、西苑出版社正式出版。我自己把这部著作，看作是1990年代完成的博文学位论文《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的“升级版”。作为过了学术爬坡期、已入知天命之年的学者，可以平心静气地每天钻图书室，收集整理着附表和文献存目这些看似与理论方法、宏大叙事无关的简单资料，我的心境是平和的、有成就感的。当我在王府井大街考古研究所图书室扫荡式地扫描书中用图时，二十多年前做博士学位论文时用硫酸纸、绘图笔一一清绘这些图时的场景历历在目，感慨万千。变化的是时光、记录范围和记录手段等，不变的是初心和执着。
如果说大部头的考古报告是田野考古的成果，上述个人专著则是“沙发考古”式的综合研究。如果把它们归类为学者的“主业”的话，那么这十年间“第二条战线”的成果，是奉献给公众的作品，这是我们钻出象牙塔，回馈社会的有效途径。
2014年和2016年，我的第二本面向公众的小书《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了两个版本。有朋友说《何以中国》就是你第一本小书《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的续集吧。从某种意义上，“何以中国”就是对最早的中国如何产生的追问。如果说《最早的中国》写的是二里头王都这一个“点”，那么《何以中国》则是展开了一个扇面，试图讲述二里头这个最早的中国的由来。
说起这书的成书过程，话题要回溯到2010年，这是我的自媒体新浪博客“考古人许宏”开张的第二年。这年的11月，我在博客上推出了一个新话题——“中原一千年”，这是《最早的中国》出版后，一直萦绕于心的、解读早期中国的一个绝好的视角。我的一个企图是写史，用不那么正统不那么凝重的笔触、用考古人特有的视角和表达方式来写部小史。大家都知道当今的学者像高速旋转的陀螺，大都处于庸忙中，很难集中时间坐下来完成一本书。但像博客这样兴之所至地化整为零的写作，还是比较现实的。
于是，在有了写作的冲动和一个大致的腹稿后就开始了，每篇千字左右，题目随想随编……越写越顺畅，写前一篇不知下一篇的题目和内容，但居然没有什么重复和大的改动。手头没有急活的话，可以平均两三天一篇地往上贴，欲罢不能。最终，完成了五十六篇博文，从陶寺一气写到了二里头。至此，“中原一千年”的穿越之旅已过半。本来其设想终点是殷墟来着，但后来的诸多杂务，导致再也提不起笔来。
《何以中国》
许宏/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年5月
所以，《何以中国》就是五十六篇学术博客文章的衍生产品，且如按照最初的预想，它就是个“半拉子工程”。但就是这样一本攒起来的小书，居然成为我写的科普读物中最受欢迎的一本。自媒体、大众学术读物和纯学术成果的交融互动，成就了这本小书。而读者的认可鼓励是我继续为大家写类似小书的最大动力。
与《何以中国》新版同时出版的，还有我的第三本小书《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这是一次国际学术讲座的内容，在同仁的肯定鼓励和相互切磋下，引出了一篇学术论文，最后才有了这本可以归类为大众学术的小书。说起来，这本小书还是有相当的专业性的。但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它居然入选了华文好书2016年度评委会特别奖。被称为学者型书人、中国当代图书市场的民间观察者刘苏里撰写的推荐理由是：“这是一部看似小型，但以其‘大都无城（墙）’观点必将载入史册的大书。这一颠覆原有‘无城不郭’共识的结论，既由爬梳前人零星叙述而概其成，亦是作者二十年研究专业、审慎之总结。联系《何以中国》等作品，‘中原’政制于两千年前发生重大转型结论，亦呼之欲出。这是中国考古学界重大研究进展，以‘小书’面世，嘉惠学林，功德无量。”在我来看，这一来自体制外读书界的评价，并不亚于官方奖项的分量。
2020年年初，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得陷于庸忙的人们得以安静下来，我也得机完成了《最早的中国》新版的修订和新著《东亚青铜潮——前甲骨文时代的千年变局》最后的收尾工作。至此，我的“解读早期中国”系列作品（一套四册）可以较完整地呈献在公众面前。
如果说《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是从“微观”上升到“中观”的范畴，那么《大都无城》则以二里头为起点，在对“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中，纵览整个华夏古代文明的流变。而《东亚青铜潮》，则已不限于中国文明的腹心地区，而是对整个东亚大陆“前甲骨文时代的千年变局”做了鸟瞰式的扫描。这后二书，可谓“宏观”和“大宏观”的视角。如果说《大都无城》是关于“不动产”的盘点，那么《东亚青铜潮》就是关于新石器时代末期到青铜时代初期最重要的高科技“动产”——青铜器的梳理与整合。
就这样，一枚考古人及其团队二十年的田野作业，在最后的十年间结下了这几枚或大或小的果实，它们真实地记录了我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人生轨迹。
2019年，是本人的总结之年和转型之年。执掌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二十年，《二里头考古六十年》一书编辑完成并出版，“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圆满闭幕，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和遗址公园开馆开园，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这可以看作是对自己田野考古生涯的一个交代，也是本人从田野考古人转身为沙发考古学家甚至“作家”的一个分水岭。随之而来的疫情，几乎改变了整个世界，疫情下见证历史的特殊经历，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思考。当越来越浓重的社会责任感被唤起，我想今后自己的作品，应该基本上是面向文化人的小书了。非虚构写作，我愿意这么一本一本地写下去，只要大家喜欢读。天涯路远，愿与读者诸君共勉。
《二里头考古六十年》
许宏、袁靖/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年10月
话题再回到由钟芳蓉同学的志愿掀起的一个短暂的考古学科“走红”媒体的热潮。要知道，我们这个年轻的学科，可是在百年前，中国面临民族现实和认同上的危机时，以企图解答“我是谁？中国是怎么来的？”这样的大问题而作为显学问世的。它当然无法像其他社会科学的兄弟学科那样，来时时回答社会关切的现实问题，但它以一贯沉稳扎实的气质，低调地在做着构筑人类精神文明家园的工作，在满足着我们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在通过对长时段大历史的揭示安顿我们的身心，通过“无用之用”使我们成为有教养的人。政治是短期的，经济是中长期的，而文化是超长期甚至是永恒的。以兴趣、恒心做着能跟永恒搭边的事儿，不也是很高大上的吗？
这就是我作为一枚考古老兵，要给我们这个行当写的“正能量”广告语，致小钟同学等年轻同仁，致热爱我们古代文化的所有同好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