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汉字、汉赋、汉民族、汉文化、汉文明，这一切概念都因公元前202年西汉政权建立而逐步产生。“大汉”曾经是世界文明之强国、东方文化之中心。考古学资料显示，西汉之前，中华文化已走过万年历程，国家文明诞生也已2000多年。然而，从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区域性国家文明到夏商时期以中原为中心的广域性王国的出现与方国的并立，再到西周时期“封邦建国”分权模式的中国第一次统一，直到秦灭六国，建立中央集权式的郡县行政制统一，中国才迈入一个全新的统一时代。然而秦并天下不过十余年，真正把中央集权统一制度作深入实践，使之高度稳定，并且形成以儒家文化主导的影响深远的国家统一文化传统，那还是从西汉到东汉的420余年的汉王朝时期。
《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历史巨著告诉我们一个纸上的汉文化，而考古学又给我们揭示出一个鲜活的实物性的汉文化，那么考古学家告诉我们的汉文化是什么？
首先，它告诉我们汉文化的来源。从西汉早期的都市、建筑、丝绸、陶器、铜器、铁器、玉器、简帛文字、漆器、钱币、瓦当、艺术造型、丧葬习俗等可以发现，汉文化来源于秦、楚、周等文化以及独特的创新，它包容融汇了汉以前多样性文化的创造，最终形成了博大丰厚的大汉文化。
城市考古、陵墓考古等材料表明，汉文化实现了“汉隶”在广大国土范围内的普及，并且在东汉时期逐步向楷书、行书过渡；出土封泥、玺印、简牍揭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职官制度安排和对大国的有效治理；一系列农业工具的创新得益于手工业的全面发达，纺织、冶铜、冶铁、铸币以及各地相关遗存的发现，诠释了汉代工、农、商业的繁荣过程。大一统的国家为各种先进技术的传播、统一市场的建立、各类矿藏的开发以及生产的管理提供了保证。生活器具从以漆器为主，逐步过渡到优质硬陶器乃至更先进的瓷器。至于艺术，从帛画、漆画、壁画到画像砖、画像石，可以看出汉画的质朴、简洁、雄劲、流畅，汉印、汉书、汉玉、汉雕无不代表着一个时代的高峰，有的甚至让后世也难以企及。
汉代是一个“城市化”的时代。考古学家证明，从西汉首都长安城到东汉首都洛阳城，完成了中国都城制度的重大变革，西汉长安城中以各个宫城占据三分之二的空间，而东汉洛阳则主要是南宫和北宫位居城之中部。它为后来三国时期的单一宫城制开启了先河。都城之外，则是大大小小的郡县城市分布于大汉的疆域之内，这些城市无论距首都有多遥远，都使用着类似的砖和瓦，连砖瓦上的纹饰都遵循相似的构图模式，城市也遵守着一定的规制。西汉全国总人口约5000多万，《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大中小城市却有1578座，可见汉代“城市化”的程度之高。也可以说，没有发达的城市化，就不可能有一个时代的繁荣，汉代。考古发现的西汉乡村同样也有丰富的文化生活和一些奢华的建筑，从某个侧面反映了汉代城乡文化景观的丰华。
考古学家对西汉帝王陵做了大量考古工作，对帝陵的部分附属建筑及陪葬坑，特别是对多处诸侯王陵墓进行了发掘，发现了木构“黄肠题凑”或凿山而成的横穴式崖洞墓等葬制和极其丰富的随葬品，大量出土文物展现了汉文化的无比精致和优美，当然它也让我们看到了汉代地主统治阶级的贪婪和富有，深深体会到当时普通劳动人民的艰辛和苦难，否则就很难理解两汉时期不时发生的阶级冲突和帝国的最终瓦解。
汉代的汉民族与周边民族存在着冲突和融洽的双重关系。依靠强大的中央王国的军事力量，逐渐击溃了北方强大的匈奴游牧民族，在所设的河西四郡、东北四郡范围内，考古学家发现汉文化逐级推及和深植的大量依据。同样，张骞开通西域后，汉文化也随着中央政府对西域的治理和屯垦而渐次西传，同时还开启了汉文化与亚欧不同区域文化的对话，大汉的丝绸、漆器、铜镜等文化成就传播域外，当然，丝绸之路上也迎来了异国的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艺术已经出现在东汉的土地上，新疆地区的克孜尔石窟、连云港孔望山的佛教摩崖造像、长江上游的佛像摇钱树等，都表明汉文化的博大胸襟。
汉代考古以实证材料揭示了汉文化的恢宏体系，它让我们感悟到，这个文化共同体一旦形成，此后无论遇到多么剧烈的冲击和挑战，它都能够在抗争、拼搏中实现复兴，并且具有强大的文化开放和吸纳能力，征服者在它深厚雄健的文化生命力面前总是以失败者而告终。这样一种浩瀚坚实的文化早在万年前的旧石器时期和新石器早期已经在黄河、长江、辽河等流域孕育、成长、壮大，但真正以一个统一、凝聚、宏大的“汉文化”出现在全球多文明共生的舞台上，还是在西汉到东汉四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冶炼熔铸而成。它不仅构建了一个地理空间上的统一中国，而且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具有统一文化特质的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古学揭示的汉文化具有不朽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