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阳，古称颍州。秦代始置汝阴县，西汉开始筑城，北魏置颍州，唐代继设，宋代设顺昌府，城移建于东南。明洪武年间（1368—1398），指挥佥事李胜重筑，高一丈八尺，环四里，北门近颍河，额曰“承恩”，东门曰“达淮”，西门曰“通汴”，鼓楼为旧南门，小西门曰“望湖”，后移建于北，改为“待诏门”。
阜阳城区内现存的由东城墙路、西城墙路和南城墙路以及新泉河围成的区域，被认为是古城的范围，城墙外护城河尚存。阜阳城区内基本没有开展过科学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所以我们对墙垣、城门和城内布局等均不清楚。
抢救发掘
为配合阜阳市解放北路泉河大桥的建设，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阜阳市文物管理局、阜阳市博物馆，于2017年6—8月对项目涉及可能为阜阳古城墙的地块进行了抢救性考古钻探和发掘。
本次发掘受制于征地拆迁和现场建筑垃圾的问题，可供发掘的面积较小，合计发掘面积为300平方米。通过发掘，揭露出城墙基1处、房址7座、路面2条等遗迹，同时还出土有部分瓷器、陶器和建筑构件等遗物。
揭露出的城墙墙基大体呈西北—东南向，在发掘区内暴露长22.5米、宽4.9米。经过对墙体上一处晚期灰坑的清理，我们获得了墙体结构的重要剖面，并根据这一剖面继续向下试掘了探沟一条，深约3米的剖面上可以细分为17层，其中地面墙体残高约1.5米，以下为夯土墙基。
城墙墙体南壁及地面
地面墙体的砌筑方法为：墙基外侧以条石奠基，先以大砖垒砌两层形成两侧包砖，再填充以规格不一的小碎砖，碎砖多为清代以后的民居用砖，由此可知该段城墙具有明显的仓促修筑迹象。地面以下的夯土墙基为碎砖层和纯净土层间隔夯筑，厚约0.7米，可分为7层。再往下为文化层堆积，文化层内发现有宋元时期的遗物，推测其应为宋元时期，由于地下水位较高，未能清理至生土。
南墙外侧发现有层层叠压的砖砌房屋基址7座，年代从清代一直延续至近年。有意思的是，房址的北墙均依附城墙的南面而建。清理出路2条，均发现于城墙北侧。其中，L1由条石与砖混合修砌。路面长14.4米，宽约4米。L2为竖砖平铺路面，两侧有两道砖砌包边，长约17米，宽约1.2米。
城墙南侧房屋建筑
出土遗物以瓷器为主，主要为明清时期青花瓷，器形有碗、碟、盏等，建筑构件主要有虎纹瓦当、砖等，尚未发现纪年砖或铭文砖。
颍州古城新认识
据文献与考古资料可知，颍州古城北城始建于西汉，两千多年来历经重修。明代全国掀起多次大规模筑城运动，颍州城明清时期也经过了固土城、改砖城、拓北城、增南城、复建城门等多次扩建、维修，城池的规模、结构不断扩充与完善，军事防御功能不断得以强化，并在近代历次战争中经受住了考验。抗日战争时期，为躲避日军飞机轰炸，及时疏散城中居民，国民政府下令拆除了颍州古城地表以上部分，城墙地下部分基本保存了下来。
本次发掘的收获，基本可以与文献记载的相关内容相吻合，可初步认为该地点可能就是颍州城“承恩门”之所在。本次发掘清理出的城墙年代不早于清代早期，可能由于原城墙被毁而仓促应急修筑，其下的夯土墙基应该为明代，下压宋元地层。但由于本次发掘揭示的面积有限，而且出于对城墙、路面这类重要遗存本体保护的考虑，我们没有将发掘区继续向下清理，所以仍有诸多线索需要进一步的勘探和发掘工作验证，对阜阳古城的相关研究才能更加完善。
该段城墙的发现与发掘，有助于我们对颍州府、顺昌城等相关重大历史问题的探索。今后随着较大规模发掘工作的开展，可以全面解决北城门“承恩门”的位置、形制、结构和城垣变迁等问题。城墙是一个城市发展的重要历史记忆和文化符号，对城墙本体理应做好相应的保护工作，为子孙后代留下这一重要的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