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教育制度产生的源头呢，这就说来话长了，不过基本可以确定的是随着阶级统治的确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工愈见明显，便出现了传授技能和知识的人，在贵族占统治地位的当时，以教育贵族子弟为中心的教育机构略之出现。
据甲骨文和古文献记载，自商代起便有层级分明的学校，王族的学校分成大学和小学，贵族也有学校设置。
“夏曰校，股曰序，周曰库，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
校、序、痒是当时学校的名称，都是为贵族子弟进行教育而设置的。西周时，国学和乡学体系得以确立。设在王都和诸侯国都的学校称“国学”，国学又分大学和小学。国学是培养贵族子弟的学校，它规定，太子和诸侯世子在8岁时入小学，15岁入大学；公卿大夫子弟13岁入小学，20岁入大学。“乡学”设在各地的邑镇，是一般贵族子弟的学校。
学校教育内容主要是传授宗教祭礼仪式和作战技能，以适应“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的要求，也传授一定的文化知识，“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必修科目就是“六艺”，即礼（礼节、仪式）、乐（音乐舞蹈）、射（射箭、投掷）、御（驾车、骑马）、书（识字和写字）、数（计算）。
担任教师的人，在商代是“祝、宗、卜、史”之类的人物，这些人固然主要从事宗教活动，但因为是当时拥有文化和具有一定专门知识的人，能够观察天文物候，掌握文字，厘定历法，通晓礼制，娴于乐舞，又具有官员身份，使用他们来教育贵族子弟，便成为“学在官府”。
除这些专职任教的人员之外，夏商周三代多使用一些年老休致的贵族来担任教师，让他们把自己的统治经验传授给子弟，甲骨文中称“多老”或“多万”，在古文献中也说，“夏后氏养国老于东痒，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郊，养庶老子虞痒”。根据这些贵族的不同等级，分配到不同级别的学校从事教育工作。
春秋时期，王室衰落，“礼崩乐坏”，社会政治和经济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由官府垄断的学校渐渐衰落。由于战争，官府所藏的图书典籍也有流散到民间的，民间聚徒讲学的风气逐渐盛行，出现许多“私学”。
从学在官府到私人办学，使更多的人受到教育，是历史上的进步。就像我们都知道的孔子办学，有弟子3000人，身通六艺的有72人。
战国时期，凡著名学者都聚徒讲学，以传播自己的文化知识和政治见解。当时入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取得人仕资格，“仕面优则学，学面优则仕”是主导恩想，学优而入仕，正是当时士子梦察以求的出路。一时间，儒家、法家、道家、名家、纵横家、兵家、阴阳家等，所有学派的代表都汇集于此，生徒也有千余人。
私学的发展引起官府的重视，也形成官学与私学相互补充的局面。因此在战国后期，各国大多设置“博士”等官以管理官学，把官学的管理纳入政权系统，并且走向制度化。
夏商周三代的官学，主要是只对贵族子弟进行教育，表现出官学教育的狭隘性和封闭性。春秋战国时期的私学兴起，是与各国急于物色人才和改进用人制度紧密结合，以入仕为主要目的的教育，当然会被政府所注意，都着力加强对私学的管理，完善了候补官吏的教育。
秦统一全国，禁止民间私学，实行“以吏为师”的制度，加强思想控制，官学又成为唯一的教育途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中央设立太学，以五经博士教育博士弟子。
太学的学习科目是诗、书、礼、易、春秋等所谓“五经”，博士定期讲经，弟子听经而自学，每年按甲乙科进行考试，成绩优良者，便可以任用为官，此后又相继在郡设学，在县设校，在乡设痒，在聚设序，建立起各级地方学校，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学系统，并设置相应机构实行管理，魏晋南北朝基本上承袭汉代这种官学系统。
隋唐以后实行科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学校教育制度的发展。如唐代中央设立国子篮以掌管训导之政，以蔡酒、司业为正副长官，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六学，额定学生员额为1410人。各学均设有博士、助教以主管施教。
地方州县也各没有经学和医学博士、助教，主管本州县学生的教育事务。这样就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和管理网络。当时世族门阀遗风很盛，对学生的身份限制很严，入学资格存在着难以逾越的等级鸿沟，非仕家子弟不能入学，充分体现官学的狭隘性和阶级特点。
宋代中央仅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地方州县则各自设有州县学。由于此时世族门阀政治衰落，世族地主的特权相对削减，对学生的身份限制也比较宽松，本来专为高官子弟设置的太学也可以接收庶民子弟。北宋时期比较重视官学教育，曾经有三次大规模的兴学。
第一次是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任宰相时，普遍建立州县学，改建国子学和太学，实行“升贡”的办法，学生可以根据学习成绩由州县递次升到太学。
第二次是宋神宗熙宁、元丰（1068—1085年）年间，王安石为宰相时，创立太学三舍法，将太学分为外、内、上三等，初入学为外舍生，经年考月试及格的便能逐渐开为上会生；上舍生毕业成绩优等的可以免试直接授官，中等地参加殿试，下等经更部考试再经殿试也可以授官，官学教育与仕进途径衔接。
第三次是宋徽宗崇宁（1102-1106年）年间，蔡京执政时，仿行王安石新法，增加太学学生名额，实行毕业授官，进而出现“天下取士悉由学校升贡”的局面。随着升贡制度的完善，至南宋时，国子学也并入太学，高官贵族子弟也被纳入竞争的行列。
明清的官学有所变化，中央的国子监既是教育管理机关，又是培养官僚的最高学府，在地方上设府、州、县学。在入仕上，明初曾经是“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成为当时主要的人任途径。士子参加科举，必先经过“童试”合格，取得府、州、县学“生员”资格，才能进一步参加科举，所以，明清“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不”，官学控制着入仕的道路。
古代虽然是以官学教育为主，但私学教育也普遍存在。私学开创于春秋战国时期，经过秦代一度禁止，到汉代又发展起来。隋唐以后实行科举，给读书人以博取功名的机会。由于官学名额有限，再加上报考科举的条件放宽，从而使许多自学和私学学生得以通过科举考试而跻身于仕途，这就给私学提供了发展的条件。
明代甚至一度禁止私学，然而，明中叶以后官学废弛，书院又逐渐发展起来，有些书院一时成为高等教育和社会舆论的中心，官学的声望和影响远不如这些著名的书院。总的说来，私学虽然不由国家直接控制，但所学内容还是多局限于准备科举考试，与官学并无太大的区别。而且开办私学和担任教的人大多是退职的官僚和士大夫，与政府并无本质上的冲突，所以能够与官学长期并存。
1860年，英法联军攻进北京，逼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在“自强”的名义下，先后建立了同文馆、广方言馆、福建船政学堂、南北洋水师学堂、武备学堂等新式学堂，以培养当时急需的翻译、制造技术和陆海军人才，并在1868年以后向外国派遣留学生。
此后，一些督抚也模仿西式公立学校制度建立了一些新式学堂，1898年在北京建立了京师大学堂，地方的新式学堂也随之兴起。这种新式学堂吸收西方教育制度和课程设置。学习理、工、农、医等实用学科，开始摆脱了与入任制度相结合的旧模式，借以培养当时急需的各方面人才。面对这种新的事物，各方面的反映是不一致的，有人甚至称之为“无系统教育时期”。
1901年，清政府宣布废除八股文，改以《四书》、《五经》及论述中国历史、政治和西方政治及学术的文章作为取士的标准，与此同时，给予学堂毕业生和留学归国学生以相当科举中的举人、进士资格待遇，这就促使新式学堂迅速发展起来。
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1904年，再颁《奏定学堂章程》，解决了各地兴学无章可依的矛盾，新式学堂教育开始发展起来。1905年，清政府又宣布废除科举，学堂毕业生直接取得功名，学堂成为当时教育的主流。
总结：
劝之以学，诱之以禄，这可以看作是古代学校教育的指导思想。古人上学，大部分都是把读书和个人的政治经济利益结合起来。教育与入仕相结合，读书和做官联系在一起，这是古代教育的中心思想，也是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不过也不可否认的是，在这种想法的催生下，教育事业也得到了不小的发展。
话说回来，无需漫谈君再做比较，我们现代的教育多么优秀也是不言而喻了，质量可能良莠不齐，但是“九年义务教育”至少赋予了大部分人站到同一起跑线上的资格。跟学弟聊完，历史君还庆幸自己早生了几年，要按照他们的学法，我可能要考不上大学了。
最后给大家分享一首《劝学诗》：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无车毋须恨，书中有马多如簇。娶妻无媒毋须恨，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勤向窗前读六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