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承载着众多的学术使命，其中最为重要的应当是以实证性资料为主，研究中华民族这个多民族共同体的发生、发展历程及其运动规律；研究中华文化这个融多样性与统一性于一身的文化共同体的发生、发展历程及其运动规律；研究中华文明即以现代中国为主体的这个国家文明共同体的发生、发展历程及其运动规律；研究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作为在世界多民族、多文化、多国家文明体系或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系中各自的独特性、深刻的同理性、广阔的关联性及其发生、发展历程和运动规律。
在中华文明的运动历程中，有一个重要现象，叫“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即“统一”与“非统一”的现象反复出现。这种现象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发生原因和运动机理，如内在的阶级冲突、民族冲突、地域利益集团冲突及外在的国家间冲突等是导致中国“分”的现象产生的最主要原因。此外，历史也告诉我们，中华民族对这种国家分、合的现象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应对智慧，并且对分、合时期各自存在的创造性史实有着理性的思考、全面的探索和客观的分析。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或者说“六朝时期”370多年间，尽管有西晋的短暂统一，但它仍然是中国统一而强大的汉—唐之际以“分”为主的历史时段。过去，有学者称这一时段为“黑暗时期”，这是站在汉、唐统一时期立场上的观照，当然有其合理性，但是如果站在更加宽广的中华文明总体运动规律上而言，则会发现这是一个在文化上充满开创性和多样性的时代，考古学对此有着更加细节的追究和表述。
这一时期的都城考古有汉魏洛阳城、邺城、北魏平城、六朝建康城、鄂州吴王城等，展现出同一时代背景下不同民族国家都城文化的多样性；敦煌、云冈、龙门、麦积山、巩义、南北响堂山、栖霞山等石窟寺考古，洛阳永宁寺、赵彭城北朝佛寺、南京钟山上定林寺、青州龙兴寺窖藏等揭示了中国第一个佛教文化高峰期的盛况；瓷器在这一时期终于全面登上历史舞台，刷新了中国物质文化的面貌，催生了后来隋唐时期“南青北白”瓷业局面的出现，而且作为中国的一项独创技术和产品，它还在向周边国家不断播迁，开启了中国外销瓷的先河；南北方六朝帝王陵及贵族墓葬考古不仅出土文物丰富，展现了这一时期不同区域文化的特色性，而且还阐明了墓葬制度从“汉制”经“晋制”走向“唐制”的演进历程；出土的墓葬壁画、宗教艺术、帝王陵神道石刻、墓志书法及大量碑刻、砖铭等与传世绘画、书法作品一起展现了六朝美术的传承、创新成就；在周边国家如韩国、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发现的大量的建筑遗存、佛教遗迹、瓷器、部分墓葬遗迹等则生动说明了这一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发生的极其广泛的文化交流活动，从而创造性地推动了“东亚文化”体系的初步形成……
总之，汉唐之际的“六都考古”在中华文明历史考古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过去，我曾从宏观上归纳过“六朝”的意义。我想，从考古学上说，这种意义也是同样存在的，其说法大体如下：
1.草原高原民族第一次大规模进入中原并“汉化”，融入中原文化体系。
2.黄河流域人民第一次大规模南迁长江流域和南方滨海区域，对中国南方区域的人口结构、文化结构、经济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3.南方地区自秦之后第一次出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中国文化中心第一次南移到长江南岸。
4.“东亚文化”体系第一次出现。中国文化大面积进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全面影响东亚列国的政治、经济、文化。
5.中国及“东亚文化”第一次打开大门，迎接另一个文化体系即“南亚文化”体系的融入，以南亚地区的“佛教文化”融入中国文化，进而又进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岛为标志。这一过程深刻影响了东亚的社会与文化格局，大量新态文化在东亚区域诞生。
6.中国与东南亚、中亚、西亚的交流加深，陆上丝路、海上丝路共同发展，尤其是“海上丝路”从过去主要在南海区域发展到东海、黄海区域。
7.儒、道、释三种文化都出现于社会之中，多样性的宗教文化及相关文化成就完全改变了中国此前内生单一的文化传统和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文化的缺失，除南亚的佛教之外，西亚、中亚一带的祆教等也于这一时期进入中国。
8.南方地区得到高度开发，中国经济中心逐渐南移，此后诞生的隋唐文明有了更为广阔深厚的发展土壤。隋王朝最高统治者为了加强都城与江南地区及南部中国的联系，特意开挖了沟通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的南北大运河，以便把经济中心和国家政治中心相联系，连通南北的大运河此后在唐代、北宋及元明清各代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六朝之后，因为南方区域日益成为国家重要的财富来源地之一，唐代才会出现“扬一益二”之说。
9.这一时代从多个方面为隋唐盛世的到来奠立了坚实的基础：如民族融合、经济上南北方同步发展、瓷器、艺术、宗教、音韵、文学、城市、建筑、交通、东亚文化深度交流等等，宏大性、国际性、多样性的文化气象是在六朝时代的孕育和培育下出现的文明硕果。
可以认为，六朝时代改变了中国，其文化意义重大而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