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传统民居建筑作为中国古代地域性民居建筑的重要流派之一，在中国民居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其独有的马头墙元素作为当地建筑中重要的表观特征，是徽州民居区别于其他地区民居的重要标记。长期以来，马头墙被认为是出于防火需求而产生的结果，这种从功用角度出发的观点似乎也无可厚非。
但是部分研究表明，封火墙并非徽州民居所独有，其他地区的封火墙在其发展过程中所采用的形式与徽州地区的马头墙也完全不同。一种地域性建筑符号的出现绝不是一种偶然的建筑现象，而是在特定时期一个地区地域性文化在建筑物上的反映。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徽州传统民居中的封火墙采用了马头墙这种形式？马头墙的产生与发展是否与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盛行的牌坊文化相关？马头墙与石牌坊之间是否存在着同构的现象？
马头墙与牌坊的文化渊源
关于牌坊的起源，始见于诗经。《诗·陈风·衡门》曰：“衡门之下，可以栖迟。”这里所谓的衡门，其实就是由两根柱子、一根横木搭起来的城门。从汉代至唐代，由于里坊制度的兴盛，城市被划分为不同的坊。坊与坊之间有坊墙，坊墙的中央设坊门，以利于通行。
宋代以后随着里坊制度的废除，坊门原有功能消失，但坊门仍然以脱离坊墙的形式独立存在，成为象征性的门户并立于大街、桥梁的显要位置。独立的牌坊至少在南宋已经出现，至明初逐渐形成常规。对于徽州地区而言，当前保存的最早的牌坊是建于南宋的“丞相状元坊”。而“贞白里坊”(元代)、“三元牌坊”(1468年)、“尚宾坊”(1476年)等牌坊也均在明代中期建成(图1)。
相对于牌坊而言，马头墙出现的时间要晚一些。国内目前可考的文献资料中，最早关于民居中封火墙的记载出现于明代。依据《徽郡太守何君德政碑记》中的记录，明弘治癸亥(1503年)，广东博罗人何歆就任徽州知府。为解决府城和乡村火灾的损失，经过考察，他下令五户为一组，修建高出屋面的封火墙以阻挡火势蔓延。这里所提到的封火墙，就是后来为世人所熟悉的马头墙的原型。从两者出现的先后顺序来看，牌坊的出现明显要早于马头墙出现的时间，这为马头墙的出现积淀了一定的社会与文化基础。
图1马头墙出现以前的徽州地区典型牌坊
尽管徽州地区在明代弘治年间就已经产生了封火墙，但是当时所产生的封火墙的形式是否与我们当前所熟知的马头墙一致？仅从《徽郡太守何君德政碑记》中无法确认。封建时期封火墙作为民居建筑防火的重要手段，不仅仅存在于徽州的民居建筑当中，在其他地区也有所存在。例如清代广东地区的民居建筑中也有封火墙，但在表征上却与徽州地区的马头墙截然不同，其中潮汕地区的封火墙尤其具有地域特色。潮汕地区传统民居中的封火山墙依据五行学说划分为金、木、水、火、土五种样式(图2)。其中具体选用的原则或是根据户主的生辰八字中的缺陷来确定，或是依据房屋所处的朝向、地形地貌、周边环境的情况，依据五行相生相克之道来确定。这种以五行学说来约束和规范封火墙的类型和做法的方式，体现了当地社会文化、审美情趣对于建筑符号的深远影响。
图2受五行文化影响的潮汕民居中的封火墙
同样，古徽州也是明清时期文化高度发达的地区。自北宋以来，徽州地区人才辈出，两宋时期中进士者达到861人，明清时期中进士者更是达到了1301人，这些人很多成为了官员与学者，明清时期，徽派朴学、歙派雕刻、徽派建筑、新安画派、徽派书版等文化体系高度繁荣。文化的兴盛为牌坊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有名望的人都希望通过牌坊的方式来记录下自身的功德以彰显荣耀。
同时，伴随着当时徽商的发展，雄厚的资金基础则为牌坊的修建提供了物质的保障，这些因素促使徽州地区的牌坊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明清修建的牌坊据保守估计也在900座以上。牌坊作为一种纪念性建筑，起到了表彰功勋、科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的作用，这对于弘扬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维护慈孝道德、提倡贞洁观念，促进共同的社会价值观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许国八角牌坊”(功德坊)、“矢贞全孝坊”(贞洁坊)、“官联抬斗坊”(忠烈坊)等都是这个时期的典型代表。牌坊借助其造型结构、形态特征、装饰纹样、表彰文字等方面内容，向外界明示了自身的含义与社会价值的取向。相对于彰显荣耀、歌功颂德的牌坊而言，普通人家自然不可能随意修建，但是在自家的封火墙中借鉴牌坊的形式又是未尝不可的事情。
封火墙作为普通民居中的一种建筑构件，借鉴了牌坊的形式并进行了简化，用一种暗示的方式与当时社会文化内涵、审美意境与价值取向取得了呼应。例如在马头墙的三种主要样式中，“印斗式”和“朝笏式”两种样式都有表达房屋主人努力读书、进朝为官等远大志向的作用(图3)。这与牌坊中彰显功名、科第的作用是相似的。区别仅在于马头墙是为了表达对功名的追求与向往，而牌坊则是对功名的表彰与纪念。经过对牌坊元素的提取与简化，马头墙既符合了当地普遍的审美要求，又满足了普通人家对“出仕”的心理渴求，逐渐成为徽派建筑中一种典型的建筑元素。
图3“印斗式”和“朝笏式”马头墙
形态的同构现象
徽州地区的马头墙与石牌坊在形态上存在着相似性。其具体表现在马头墙的轮廓形态和屋面叠数与石牌坊近似，而在具体的构造细节上，马头墙出于自身的功用而较石牌坊有所简化。
徽州地区现存的石牌坊大多是模仿木牌坊形式修建。在构造方式上可以分为基础(包含地下基础和地上基座)、坊身(包含立柱、额枋、匾额、花板、雀替等构件)和楼檐(包含斗拱与屋顶)三个部分组成(图4)。其中坊身部分又可以根据牌坊的面宽与立柱数量的多少分为两柱一间和四柱三间两种形式。而楼檐部分则是根据坊身部分来调整自身的数量与尺寸。
例如四柱三间的牌坊，其楼檐大多采用两叠式或三叠式的方式。两叠式的楼檐，最高的一叠位于正中的明间顶部，较低的一叠则位于次间的顶部。三叠式的则在明间和次间的中间立柱上再加入一叠楼檐。而对于两柱一间的牌坊而言，由于其面宽的局限性，一般都是将两叠楼檐直接布置在明间之上。从目前现有的牌坊来看，无论是什么级别的，什么类型的牌坊，只要是有楼檐的，最少都有两叠。
图4石牌坊构造
相较于牌坊而言，马头墙简化了构造措施，提炼了牌坊的形态意向。首先，牌坊中的基座、立柱、夹柱石、额枋、匾额、花板等构件或因构造措施的不同或因实际功能的不一致而被省略。马头墙仅保留下了牌坊的立面轮廓的形状与楼檐的形式，并且将楼檐中的斗拱及装饰元素去掉，进一步简化楼檐的构造方式。其次，在马头墙的楼檐数量方面，主要是两叠式和三叠式的居多。一些大型的民居由于进深较大、庭院数量较多，马头墙的数量也会随之增加至五叠或七叠。
由于五叠的尺度较为合适，给人的印象像是五座延绵起伏的山峰，又通常被称为“五岳朝天”。就从牌坊和马头墙的外形轮廓来看，两者的轮廓非常相似，都采用了逐阶而上的屋顶造型，在叠数上大多数也都是采用了两至三叠。如果将牌坊的造型进行提取，将其基础、坊身以及楼檐的斗拱部分合并、简化并省略掉装饰性纹样后就可以得到马头墙的基本形态。而在图5中所展示的在一面墙上同时出现的马头墙和坊门的形态，也表明了形态上同构关系的存在。
图5马头墙与牌坊在形态上的同构现象
“门”的提示与引导作用
除了在形态上的近似外，马头墙与牌坊在使用功能上还有一定的相通，即都对出入口空间有提示和引导作用。
牌坊作为早期坊门的简化构件，其提示和引导作用与其“门”的特性是分不开的[6]。牌坊从坊门演变而来，其匾额部分往往会有地名的提示。例如徽州城东门的“高阳里坊”，徽州城内的“古紫阳书院坊”等，都是用于对地名进行提示。除了提示的作用外，牌坊还起到引导空间的作用。从牌坊设置的位置来看，无论是在城市街巷，还是在田野乡村，牌坊都会树立在该地区的入口空间。牌坊就是这个地区空间序列的开端，后面的一系列空间将会沿着牌坊而进行纵向的展开。有的时候，这种空间的引导还会通过增加纵向进深上的牌坊的数量来强化，例如棠樾牌坊群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强化村落入口空间的引导性的。
相比较于牌坊，马头墙最初的用途是作为封火山墙来使用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头墙除了用作民居之间的封火山墙外，这种建筑防火构造措施也开始逐渐脱离分户隔墙的作用而成为一种独立的建筑符号。马头墙这种独特的建筑符号使得传统徽州民居摆脱了建筑立面的单向性，变得更加双向性甚至多向性。长期以来出于安全的角度考虑，马头墙大多以封闭的墙面示人。但根据研究发现，有部分徽州民居出于经营或是其他需求而直接在马头墙面上增设了门窗。
这种做法不仅没有破坏马头墙的整体性，反而打破了马头墙原有的封闭感，使得室内外空间更容易相互渗透。打破封闭性的马头墙在使用功能上更加的趋近于“门”的作用，对空间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这种导向作用使得民居建筑的主立面可以不再是沿着横向长轴的方向展开，以马头墙为入口界面的纵向短轴也可以成为建筑的主立面(图6)。这也是为何徽州传统民居立面形象较为丰富的原因。
图6徽州民居建筑立面的双向性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科举之风、理学之风盛行。牌坊作为表彰功德，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重要手段，成为了当地盛行的建筑文化。而马头墙则是在这个时代与文化背景下出现的一种关联的建筑现象。时过境迁，当科举制度、理学之风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时，牌坊文化也逐渐消退。然而马头墙却作为一种地域建筑符号保留了下来，并在新的建筑中有所发展。当某种传统地域文化消失的时候，文化中那些具有强烈的地域特色的抽象的元素往往会成为一种识别标记被保留下来。这种标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是否能够与新的地域文化融合在一起，在当代建筑文化中赋予新的含义，这仍然有待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