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思想即儒家的精神家园思想。《周易》承载中华文化根脉，雄居儒教经典首位，在古代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过去人们比较注意总结《周易》的义理或象数等易经学思想，近代以来又注意提炼其哲学思想、科学思想等等，但对其精神家园思想的研究却很不够。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时期，整理《周易》尤其是《易传》的儒教思想，对于发掘古代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建设的精神遗产，为建设现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历史借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文化氛围里，宗教思想既指以信仰为核心的天人合一论，也包括以道德实践为基础而求证和建立安身立命之所的信念，通俗地说，主要指人们建设自己可靠“安宅”的有关思想。就信念而言，信的对象，对自己来说应该是终极的、最可靠的东西。它至少有三个特征：一是实在性，即人们相信自己所信的东西是最实在的。
《周易》中的阴阳二气观念，通过它们的对立统一而在整体上构成一种永恒存在。这样的实在，和古希腊的存在观不同，它是运动不已、生生不息的；和基督教人格神的上帝也不同，而更接近于一种自然神。二是合理性，符合辩证运动发展规律。《周易》为我们提供了我国古代自然辩证法的思想代表。三是有效性，即对于人们解决现实问题有效。具有上述三个特征的可信对象，在《周易》里就是阴阳统一的“太极”“道”。
《易·系辞上》：“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易》之序”就是易卦的排列次序，反映了易道的运动规律。意思是说，君子所居的安宅，君子的精神家园，就是易道规律。在《周易》中，道既是本体，又在运动变化；道既是一，又是多。借助运动变化，道和整个世界有机统一。故有修养的人应相信易道，将易道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
在中国宗教思想史上，《周易》的儒教思想有自己的特点和历史地位。就其特点而言，基督教信仰上帝，孔孟等儒家信仰天命鬼神，而孔孟着力发掘的是人的使命意识，对于鬼神，或者罕言，或者不语。《中庸》提出“至诚如神”说，开始将人的修养达到的高明境界称为“神”，孟子则直接将人修养达到的“圣而不可知”的境界称为“神”。
这些“神”作为概念都比较抽象，精神性强。而《易传》提出“阴阳不测之谓神”的自然神论，提供的是更接近人们日常经验的信仰对象；在人性论上，基督教相信人虽然有神的形相，但有原罪，孔孟等相信人性善，《易传》则触及生命人性论，回避了人性善恶问题；关于天人关系，基督教相信神是人绝对不可到达的至上存在，而儒家、道家都相信天人合一，《易传》却提出天人感通的关系，从气感运动历程方面深化了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基督教要人信仰神，辅之以祈祷，孔孟等都不主张祷告，而主张进行理性的道德修养，《易传》则明确提出“进德修业”的主张，特别注重“修业”而不是袖手谈心性，遂逐步发展成为儒家人性修养论的主干；基督教要传教，而所传的是所谓“神言”，不同意见都被看成是异端邪说，只有自己的信仰才是唯一正确的，这就不免有独断性、独尊性。儒家、道家都是以道为教，《易传》特别提出“神道设教”，也是以道为教，但在实践上却发展为文明教化理论。
《周易》确立了古代中国人精神家园有别于基督教等其他文明的精神家园形态。它在宗教思想史上，使孔孟儒教思想走向定型并普及化，提供了和基督教等精致宗教不同的思想模式。具体而言，它提出“各正性命”的天命观，提供了与基督教上帝创世说不同的宇宙自然生成论，这是一种哲学性很强的理性宇宙观，后来发展成为古代中国自然观的典型代表。
它提出感通的天人关系观，包含天生人、人法天两大方面，而共同统一到认识和实践结合的天人感通关系中，提供了有别于基督教神造人、主宰人而人信仰神、依靠神的天人关系模式。其天命鬼神观也很有特点：它提供了人类理性掌握天命的模式，“阴阳不测之谓神”说，则构建了和基督教全能神、至上神不同的自然神模式。
它提出“进德修业”的修养论，使孔子的学习和克己结合、《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说、《中庸》的诚明结合等道德修养主张，和生产活动结合起来，成为符合中道的人性修养论，提供了和基督教虔信祈祷不同的理性而现实的人性修养模式。它提出“神道设教”的文明教化论，将教化内容明确界定为人文的、理性的“道”，及其表现出来的文明成果，提供了和基督教传播福音不同的宗教修行和传教模式，即注重人性修养和文明教化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