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要看一座城市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仅仅看地面上是远远不够的。历史上那些堂皇的宫殿、质朴的民居深藏在地面之下，偶尔会被人们意外发掘再度面世。历史风雨过后，曾经繁华的古蜀城池虽已成为废墟，但从十二桥遗址到金沙遗址上的建筑遗迹，我们还是可以解读废墟之下辉煌的历史篇章。
小小茅草房凝结古蜀人智慧
从金沙遗址博物馆内复原的木骨泥墙式建筑，你就能看到一个生动的古蜀人建筑场景。太阳的曙光刚照到古蜀大地，早起的男主人已经开始干活。他要修建的，是金沙古城中常见的木骨泥墙式建筑。
经过先辈们的实践，修建房屋对他来说已不是什么难事，先打上地基，插上圆木、竹子作为骨架，外面抹上草，混上泥巴、牛粪。接下来，还需要生起火来，把它烘干。待到泥墙快要成型的时候，上面混上木头条子，盖上几杆芦苇茅草。
这种传统的建筑设计是一代代流传下来的。金沙遗址上的民居大多为20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规划者甚至还分好了居民小区，组成了金沙古城中星罗棋布的聚居区。
据考古发掘，十二桥遗址还发现一种干栏式建筑，就是一种格调优雅、居住起来既防潮防湿又干净舒适的古代民居。为何要建筑这种高架式的干栏房屋呢？考古学家们认为，这正是古人因地制宜智慧的表现。干栏一般上层住人，下层圈养家畜或放置器具，可防蛇、虫、洪水、湿气侵袭，是南方气候潮湿地区的首选居住方式。
王城变迁-古蜀人写就的史诗
如果认为古蜀城邦的建造能力只停留在“茅草木屋”的建造水平，就有些小瞧他们了。在距今4500年到3700年的时候，成都平原已不是蛮荒之地，而是城邦林立、人口众多的富饶沃土了。自三星堆遗址发现，青铜大立人像、纵目面具等“一醒惊天下”，金沙遗址出土了中国商周时期最多的金器与象牙，再到一座276万平方米的宝墩古城在新津县被发现。拼接它们，我们最终复原了一部古蜀史，散落在成都平原的古老遗址串联，让史前的古蜀国城址的迁移逐渐清晰起来，也写就了古蜀人的史诗。
距今4500年前，从营盘山迁徙到成都平原的古蜀人最初只会种小米。来到河流纵横的宝墩之后，长江中游的水稻种植技术传入成都平原，他们便开始种植水稻。水稻的种植让宝墩古城人丁兴旺起来，跟随而来出现了城市人口膨胀，土地、房屋资源紧缺的问题，他们甚至建起环城的“一环路”、规划新区，宝墩古城也达到了276万平方米。
伴随着夏朝遗民的到来，成都平原波澜再起。历经战争磨难的古蜀人最终将都城定在了三星堆。广汉鸭子河畔的3.5平方公里的古城，城内不少100平方米以上的房屋里，有着数目众多的青铜器、金器等。恢宏的城垣与庞大的疆域是古国实力的见证，三星堆走向了鼎盛。2000年过去了，漫天的洪水再次造访。这个部族地动山摇、房屋崩塌。既然神明已经不庇佑三星堆，古蜀人只好再次迁居。
与先民择水而居的习俗相同，古蜀人将王城建在了成都平原的摸底河畔。色泽温润、造型别致的玉璋、玉戈、玉钺……成为古蜀文明灿烂成就的直接见证。太阳神鸟、金面具、金冠带等黄金铸就的王城重器，也在中华历史上留下一个独一无二的金色王国。
建筑朝北偏西方向，怀念祖先的故土？
考古发掘和研究中，一个奇怪的现象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注意，无论是3000年前的三星堆人，还是十二桥文化的古蜀人，他们的建筑诸如城墙、房屋、街道、祭祀坑和用于国家祭祀的羊子山土台，都朝着北偏西的方向。即使在如今的成都，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明显的古蜀方位系统的影响，成都的中轴线是斜行的，走向由东北向西南。
这个特殊的“方位系统”是怎样产生的呢？今天，如果我们从成都平原出发，沿着北偏西的方向一直走，经过郫都区、都江堰，到达岷江，顺流而上，便能到达岷江上游，这里曾经是著名的营盘山文化根生的土壤，而营盘山文化，早已被证明是古蜀文明重要的源头。北偏西的方向似乎跟一个遥远的传承有关，难道古蜀人一直在怀念祖先的故土？
历史上，咸阳、洛阳、开封等古城都是正南北方向，偏偏古蜀人的方位概念跟中原地区不同。有学者认为，北偏西与成都平原的风向、水流有密切关系。整个成都平原为北偏东走向，与北偏西恰好垂直，古蜀人恰如其分地利用和调节，才有了北偏西这个独到的视角。
古蜀的富庶得益于水，沿河而建的城市布局也埋藏下洪水隐患，宝墩文化时期传下来的筑城传统就是修筑高大的城墙，既为防洪，也为防御。考古发现的十二桥遗址，泥土掩埋的房屋构建由西北向东南方向倒塌，被认定为一次大洪水遗迹。三星堆遗址的堆积层中，也发现厚20厘米—50厘米的淤泥，应当也是洪水遗迹。
传说和考古，都证实了古蜀时期发生过大洪水，洪水也许摧毁了三星堆和金沙，却没有摧毁文明。相反，在洪水过后的腐殖质上，文明枝繁叶茂地生长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