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招聘”作为一种最为广泛的人才交流方式被应用于社会各行各业中，就连国家公务人员也是采用了“招聘制”，可以说，“招聘制”已经是现代文明社会中不可替代的人才征求方法。那么你又可知道，“招聘”作为一种选拔官吏和征求人才的办法，在中国由来已久，是历史最为悠久的制度之一。
整个中国历史，“招聘”这种制度贯穿始终。人才“招聘制”在我国由来已久，这并不是胡说的，古人史料中常有记载。
最早的聘用人才记录见于《孟子》，商汤派人五次往返，“以币聘”伊尹。明代朱健《古今治平略》上也对此作了注释：“汤聘伊尹，商高宗武丁招聘傅说，任以国政。此征聘之始也。”
《礼记·月令》上则也有记载，周朝于每年三月，“聘名士，礼贤者”，周文王时就靠着招聘的方式找到了不少贤才。
战国时期，第一次的改革便是从人才引进开始。如燕昭王建造黄金台求贤，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公元前315年，燕昭王为郭隗筑黄金台，卑身厚币招天下英才，这才导致大量人才往燕国汇聚，如魏人乐毅，齐人邹衍，赵人剧辛，形成“士争趋燕”的局面。
而关西强国秦国也不甘于后，大量从关东六国征聘人才。南宋洪迈的《容斋随笔》有“秦用他国人”一节，专门介绍投奔秦国的关东人才，如韩非子、商鞅、吕不韦等，“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诸人之力也”，这也为秦国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我国古代历史中，人才招聘的高潮在汉初，汉高祖十一年发布招聘令，诏曰：
“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这条诏令简直与一次全国性的招聘人才动员令无异。汉武帝即位初，也下诏招聘人才，“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应聘者上千人。元封五年，汉武帝又命令各州县推荐“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绝远之国）者”。
到了东汉末年，陈群首创“九品中正制”，这种系统性取才的办法尽管有着各种缺点，但因为适应了当时社会需要，故而将直接招聘制度给取而代之。隋唐以后，以人为本的“科举制”更是趋向系统化、合理化，因而直接招聘的制度也就逐渐衰落。
古代人才“招聘制”的特点
毋庸置疑，虽然历朝历代都不同程度采用了“招聘”这种办法，但又是各有特点。大概总结，古代的招聘制度归纳起来有几个特点：
一是按州县定名额，与地方官的举荐连在一起，成为一项较为经常性的制度，这实际上与当时的“举孝廉”制度有着密切关系，在当时“孝”代表着品德，而有品德的人就能有资格做官。
二是专门招聘技艺精通者。在汉朝以后，招聘制度往往常用在有特殊技能的人身上，如冶金、烧瓷、撰写史书等，皆是招聘而来。
三是特事特办而招聘，比如王莽推行古制，在民间招聘了大量儒生来推广周礼。
四是招聘制中的“优胜劣汰”，顾名思义如果招聘的人不能胜任，是要被辞退的，并不是当了官就能一辈子官，这一点比之清朝要强上许多。“其不足采者辄报闻罢”说的就是这条规矩。
五是各级长官都有招聘人才的权力，各诸侯王都可自行征聘人才。这在各朝表现都有所不同，在汉朝招聘之人皆可为官，而在明朝，地方官员招聘的只能为吏。
总体来说，历朝历代都摆脱不了这个框架，都按照这几个特点来寻觅人才，这是局限于社会现状所造成的。
“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的兴起，系统化取才造成了原始“招聘制”的没落。
汉末晋始，在九品中正制度大力推广下，招聘制度逐渐成为其辅助制度。特别在隋朝以后，科举成为主要选官办法，招聘制度渐趋衰微。
但还是有不少开明君主运用招聘的方法网罗到不少人才，如三国曹操，唐朝李渊、李世民，明朝朱元璋，元朝忽必烈等。
特别是朱元璋，早在金陵时就从民间招聘到夏煜、孙炎、杨宪等十几个儒士，为建立明朝基业立下汗马功劳。有鉴于此，朱元璋在洪武元年“征天下贤才为守令”，并指示有关部门“以礼聘致贤士”。他先后在在洪武元年、二年、四年、五年、十一年、十二年等年份，朱元璋分别派人到民间招聘人才。
《春明梦余录》记载，洪武初，“设礼贤馆而得刘基、宋濂、章溢、叶琛，呼为四先生。下镇江而得秦从龙，下金陵而得陈遇，皆人杰也。俱于征聘得之，孰谓晚季乏才”。洪武二年，为修元史，招聘山林隐逸汪克宽等16人共同纂修。明初，招聘成为官吏的重要来源，有历史记载的大型招聘会有两次，一次招聘到1900多人，另一次招聘到3700多人。洪武十七年虽然复行科举，然而每科所取不过百十人，遂“与招聘之士同登并用”。一直到成化以前，招聘还是明朝重要的选拔人才的途径，与科举并行。
可以说，招聘制尽管已经趋于没落，但仍然在封建王朝中起着重要作用，在选拔人才的方面，作为一种辅助方式长期存在着。
在中国历史上，古代帝王们通过招聘制发现和选拔人才，而使得国家兴盛，这并不是偶然的，反而是具有相当合理性的。故而尽管后来实行了科举制，许多有识之士仍主张对招聘“断宣亟讲也”，或主张招聘与科举“并行。”原因正基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