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地区最早的园林，大概可以追溯到《越绝书》中记载的姑苏台了。所谓“吴王起姑苏之台，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见二百里”，可以想见其气势雄伟。但姑苏台年代太过久远，难以考证了。在江南地区现存园林中，始建年代最早且仍有遗迹可考的，应为苏州的沧浪亭，其历史可追溯至北宋庆历年，由诗人苏舜钦所建，距今已有近千年历史了。如今的沧浪亭虽为清代重建，但其园林核心结构（山水布局、假山、古木）仍延续着宋代的遗风。尤其是园中的假山，仍然保留着北宋的叠山技法，是江南地区现存的最古老假山之一。园内也有树龄超过700岁的古银杏和古藤萝，可追溯到元代以前，从现在的沧浪亭中，我们还可以依稀感受宋代园林的风华和雅致。
沧浪亭
如今都说苏州有四大园林——这四大园林恰好可以代表从宋至清的园林审美演变。宋式的沧浪亭、元式的狮子林、明式的留园、清式的拙政园（拙政园始建于明代，但核心建筑主要为清代重建），各有时代特色，但也有一脉相承的审美范式。
不过，除了这四大园林，在苏州、无锡、常州、上海（旧称松江府）乃至扬州，也都分布着各式各样的私家园林，如苏州的网师园、怡园、五峰园、无锡的寄畅园、常州的静园、上海的豫园、扬州的个园，何园等，这些园林，有些是退隐士绅的休憩之地，有的是大商贾招待贵宾的“私人会所”，还有些原为寺庙的后花园，后为私人所购，历经家族兴衰，几经易手，又复为寺庙……叶圣陶先生曾经写过一篇《苏州园林》，他在开篇就提到“苏州园林据说有一百多处”。这篇文章发表于1979年，彼时的江南地区自明清以来多次历经战火，若还剩余一百多处园林，那可以推测，江南园林全胜时期的数量是多么惊人。可以说，在明清时期，造园修园，已经成为了江南地区上至官僚下至商贾富户的一种时尚。何良俊在《西园雅会集序》中说：
凡家累干金，垣屋稍治，必欲营治一园。若士大夫之家，其力稍赢，尤以此相胜。大略三吴城中，园苑棋置，侵市肆民居大半。然不过近聚土壤，远征木石，聊以矜眩于一时耳。
明代黄省曾《吴风录》中也提到了：
自(宋)朱面创以花石媚进……至今吴中富豪竞以湖石筑峙奇峰阴洞，至诸贵占掘名岛，以琢而嵌空妙绝，珍花异木，错映阑圃，虽闾阎下户，亦饰小小盆岛为玩，以此务为饕贪，积金以充众欲。
可见在当时，不仅官宦缙绅争相造园，连最基层无力造园的小户人家，也要“饰小小盆岛为玩”，体验原属上层人士的雅趣与清福。
环秀山庄
江南地区如此星罗棋布的园林，首先当然来自其聚集起的巨额财富。江南地区，尤其是苏、松、杭、嘉、湖等府，都是全国的粮仓和丝棉纺织业中心，商品经济高度发达。运河漕运的枢纽地位、海外贸易（特别是清代）的刺激，使得大量财富在此聚集。盐商、丝绸商、米商等积累了巨额资本。明代王锜《寓圃杂记》卷五就记载了明中期苏州的繁华：
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永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
文章生动描绘了苏州作为江南核心城市的富庶景象，商业发达，消费旺盛，为园林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丰厚的物质财富为耗资巨大的园林建设提供了可能。此外，江南的地形和气候也十分适合营建园林。江南水网密布，气候温润，花木繁茂，盛产优质的造园材料（如太湖石、黄石）。平坦的地形便于开凿水池，丰富的水源利于引水入园、营造水景。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本身就是造园的理想画布，让“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成为了可能。
五峰园
就如前面所说，江南的园林，追求的是“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那这就不得不涉及到园林的设计与规划了。在寸土寸金的江南地界，如何将园林的可赏玩性拉满，确实是个很难做到的事情。正如叶圣陶先生在《苏州园林》中提到的，江南地区大多数园林都很讲究用隔墙或回廊将园林的纵深尽可能拉长，同时也增强了景致的层次感。
有墙壁隔着有廊子界着，层次多了，景致就见得深了。可是墙壁上有砖砌的各式镂空图案，廊子大多是两边无所依傍的，实际是隔而不隔，界而未界，因而更增加了景致的深度。有几个园林还在适当的位置装上一面大镜子，层次就更多了，几乎可以说把整个园林翻了一番。
回廊和隔墙隔出了景观的层次，而玲珑的月门、花窗、又将不同空间的景观打通了，门框、窗框又是天然的画框，这就会给人以“移步易景”“人在画中游”的体验。然而，这种颇高的“甲方需求”，其实在无意间又增加了对设计者和施工者的要求——不过，在明代的江南，画家参与园林的设计，已经不是一件稀罕事了。明人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记载：
（紫芝园）盖太仓徐默川（徐泰时）园也。文待诏（文徵明）为之图，周公瑕（周天球）为之记。
文中明确说明文徵明为该园绘制了设计图或景图。除此之外，画家宋懋晋也曾为无锡的愚公谷做出了总体规划设计。如园主邹迪光诗云：“…乞得宋生图，自可贻孙子。”明确表明宋懋晋提供了设计粉本。更有出身绘画世家的张南阳，后以造园叠山为业，将叠山技艺融入山水画的意境与皴法，参与了上海豫园、日涉园、太仓弇山园等多座园林的假山设计。可以说，画家的深度参与，为江南的园林增添了文人的雅致与风骨。
明 文徵明《拙政园图册》
不过，若是“甲方”与设计师都有极高的审美，但施工方却不通文墨，这也是不成的。难得的是，明代江南的工匠群体也体现出了极高的艺术涵养。他们并非仅仅是依图索骥的劳力，而是深刻理解文人意趣、能将图纸上的“丘壑”转化为触手可及之“林泉”的关键执行者与再创造者。
以叠山大师张涟（字南垣）为例，他虽出身匠籍，却“少学画，好写人像，兼通山水”（吴伟业《张南垣传》）。明初沿袭元朝工匠世袭制度，将全国手工业者编入匠籍（《明史·食货志》），目的是垄断技术劳动力，确保宫廷、官府工程及军需物资的稳定供应。匠籍即世袭的工匠，身份不得更改。匠户需定期无偿服役，称为"匠役"。然而在明中叶后，政策松动，朝廷开始允许匠人缴银替代劳役，这就让一部分匠籍家族培养子弟的文化素养成为了可能。
张南垣小时候跟董其昌学过画，善绘人像，兼通山水。深厚的绘画功底和对自然山水的深刻体悟，使他彻底革新了园林假山的营造技艺。张涟彻底摒弃了早期叠石追求奇险、堆砌空洞的“狮子林式”旧法。他深谙画理，“其垒石最工，他人为之莫能及也”（黄宗羲《张南垣传》）。张涟最突出的艺术贡献在于其创造的“平冈小坂、陵阜陂阪”式的写意叠山风格。他不再刻意模仿真山的险峻奇绝，而是提炼自然山水中最富画意的片段——缓坡、土丘、平岗、曲岸。他擅长运用相对平易的土石材料，结合少量形态优美的峰石点缀，在有限的空间内营造出“若似乎处大山之麓，截溪断谷”（吴伟业《张南垣传》）的深远意境，使观者仿佛置身于真山余脉之间，咫尺而有千里之势。如嘉兴勺园、太仓乐郊园、常熟拂水山庄等，这些源于画理、追求神似与意境营造的叠山手法，极大地提升了江南园林的艺术格调，并成为后世典范。
勺园
除了张涟这样能将山水画意融入立体空间营造的大师级匠人，在园林细节的雕琢上，江南工匠同样展现出非凡的艺术品位。例如，在门窗槅扇、飞罩挂落、砖雕木刻等装饰构件上，工匠们不仅技艺精湛，其图案设计也常常融合了文人喜爱的题材，如梅兰竹菊、博古雅玩、山水小景等，线条流畅，构图疏朗有致，富有书卷气。文震亨在《长物志》中虽常对器物有苛刻点评，但也侧面反映了当时工匠制作器物时需符合文人审美标准的社会氛围，而江南工匠正是满足这些高标准的主力。他们制作的家具（明式家具）、器玩、乃至铺地花砖（如“金砖”墁地、鹅卵石花纹铺地），无不体现着简练、精巧、雅致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工匠群体对时代最高审美趣味的理解和把握密不可分。
明 孙克弘《销闲清课图》（局部）
从假山的写意叠掇，到门窗槅扇的精雕细琢，再到家具器玩的雅致制作，江南工匠群体在满足严苛的文人审美标准的同时，也将其技艺锤炼至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当我们赞叹江南园林“咫尺山林”的意境营造时，除了感念园主的风雅与画家的妙笔，亦不应忽视那些默默将图稿付诸现实、赋予顽石土木以生命与灵魂的能工巧匠。他们的艺术涵养与精湛技艺，是江南园林艺术臻于化境不可或缺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