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西临潼的兵马俑景区里，如往常一样，游人如织。每一位参观的游客，无不被眼前的气势恢宏所震撼。他们驻足观看，发出阵阵惊叹。他们或许不知，如今这个壮观的“地下军团”已经失去了最初的守护者。
5月16日21时30分，82岁的赵康民与世长辞。44年前，正是他最早将兵马俑认定为文物并进行了最初的修复，守护了这一伟大的人类文化遗产。
作为一名考古学家，赵康民将毕生奉献给了文博事业，秦俑的鉴定、修复只是他众多考古功绩中的一部分。“父亲一生低调。”赵康民的儿子对北京青年报记者说，葬礼办得很简单，没想到他的去世会惊动世界。
“秦武士俑”出土记
1974年3月下旬，在西距秦始皇帝陵1500米的临潼西杨村，当地村民杨志发、杨文学、杨培彦等人组成了一支打井队，开始抗旱打井。
打到四五米深时，突然发现八个残破的陶俑，还发现了砖铺地面、铜弩机、铜箭头等。他们望向这些样式古怪、叫不出名字的“瓦片”，不知所措。后来，他们给它们起名“瓦盆爷”。之后，有村民来对“瓦盆爷”烧香叩拜，还有村民把它们当成“天旱”的凶兆，避之不及。
陶俑问世28天，无人意识到它能与“国宝”沾边。4月25日，文物考古专家赵康民从电话中听到这个消息，一听说挖出来的瓦人“头比真人头还大”，他又惊又喜。他骑着自行车一路飞奔，到达了西杨村。在打井现场，他看到井周的残俑横七竖八。一番观察后，赵康民判断，这是一座陪葬坑。他跟井边的人说，这不是什么“瓦盆爷”，可能是国宝。
第二天，赵康民便将这些残俑装上了架子车，送回县文化馆保管与修复。三天后，两个身高1.78米、身穿战袍的武士俑修复完成。他当时指着修复好的陶俑对新华社记者蔺安稳说，“这是秦代的武士陶俑。史书没有记载，从现场看，是属于秦始皇陵的武士俑陪葬坑。”
6月，蔺安稳将“秦代武士陶俑”的情况写成内参，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7月，袁仲一、赵康民等人组成秦俑考古队，进入发掘现场，对一号俑坑试掘。之后，又相继发现了二号坑、三号坑。
赵康民在其《考古生涯》中的一篇自述中写道，“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发掘，弥补了这个断裂文明的缺失。对于研究封建帝王的埋葬制度，秦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雕塑艺术，青铜铸造技术等方面特别珍贵。”
赵康民当年修复的陶俑，现陈列于临潼区博物馆内。
发现秦兵马俑第一人
关于“秦始皇兵马俑发现权”，曾有过纷争。据媒体报道，2003年12月，当年的打井农民之一杨新满曾代表打井农民，联名向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递交“秦兵马俑发现人”的资格认定申请，要求博物馆颁发证书，确认包括他在内的9名农民的“兵马俑发现权”。
杨新满在当年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兵马俑博物馆在介绍兵马俑发现时，只模糊地说，1974年由农民打井时发现。为什么不提我们9个人的名字，这不公平，如果没有我们，能有这个震惊世界的奇迹吗？”
2013年10月26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曾发布《秦陵秦俑考古工作纪实：一号坑的发现、发掘和研究》一文。
文中称，“就考古知识而言，一般意义上的科学考古发现，应是指对遗址或遗物的时代、性质以及名称的基本认识。1974年3月，农民打井挖出的兵马俑陶片，严格来说，不能称之为‘发现’，准确地说，是‘偶然挖出’，它只是为考古工作提供了发现的线索。”文章认为，打井是多人合作的工程，“偶然挖出”兵马俑应归功于当年的“打井队”集体。
文章认为，真正考古意义上的发现，是临潼县博物馆原馆长赵康民。当年，他知晓情况后首次赶到现场，运用专业知识，识别出了“秦代武士俑”，并对它的时代、名称有了基本认识，后来，赵康民还将残碎陶片收集起来，进行修复。
可见，赵康民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发现和认识秦兵马俑的人。
低调寡言的一家之主
赵康民身高1.78米，高高瘦瘦，嗓音喑哑。在家人眼里，他不爱表达，满心全是考古。
赵康民的次子赵奇告诉北青报记者，“我哥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感觉我们哥儿俩长这么大，父亲这一辈子跟我们说的话，都不超过一百句。”
退休前，赵康民的吃住几乎都在临潼区博物馆，有时，妻子会在下午给他送饭。他的饮食不讲究，大多是馒头。退休后，他没有停下工作，将心血继续倾注在文博事业上。平时，只要一听说馆里来了新文物，赵康民就会立刻去博物馆。
在家里，他的时间也大多在书房中度过。赵康民生活简单，作息严格。每天早上4点准时起床，进书房整理书稿或者阅读；晚饭后，他步行去两公里处的博物馆；到晚上10时许回家睡觉。
但更多时候，赵康民会在书房写书稿。这个只有十多平方米的书房，陈设简单。满眼望去，是占据了一面墙的书柜，和一个靠窗的整洁书桌。平时，赵康民在这个书桌前伏案写作。在无数个日夜里，他写下一本本书稿。一笔一画，每一页的字迹都端正、遒劲。
他不关心家中琐事，沉浸于自己的考古世界里。他的工作也得到妻子的大力支持，家中一切事务交由妻子管理，儿孙交由妻子照料。赵奇的女儿出嫁时，赵康民仍在埋头工作。家人见此情形，还拍下了他在书房工作时的认真背影。
“在过去，临潼是文物大县，出土了各个朝代的文物。父亲作为临潼区博物馆少有的考古学家，各个方面都得研究，工作比较繁琐。”赵奇学习过考古，深知考古的枯燥。他认为，父亲将毕生都奉献给了考古事业，难能可贵。
赵奇回忆称，赵康民曾说过，对他父母有亏欠，“父亲看望我爷爷奶奶的次数很少，他自己说过，对爷爷奶奶，他这一辈子不孝。”赵奇说。
“谈文物能说上一整天”
王肃是赵康民的学生，1986年左右，王肃还是一个26岁的年轻小伙。那年，王肃来临潼普查文物，跟随赵康民学习考古，被他深厚的考古功底所震撼。“老人家的古汉语、甲骨文功底很好，我的古汉语、甲骨文都是跟他学的。”王肃告诉北青报记者。
“老人平常话不多，但在谈起文物时，能说上一整天。”王肃说，那时自己常跟着赵康民，骑车去各个乡村研究文物。他们在各个墓碑前抄碑文，用宣纸拓片，回去接着查资料、查文献，甚至还睡在办公室里熬夜工作。王肃说，“当时他只想着赶紧弄完工作，有灵感的时候会一直工作。”
在王肃眼里，赵康民任劳任怨，对学生要求严格。与赵康民相处时，王肃明显感觉到，这个大名气的文物工作者，在待人接物时异常谦虚，没有一点张扬。研究文物时，赵康民从不计较名利，重视考据，一心要把文物研究透彻。“他经常说，要把这个（文物）说清楚，我从没听他说过‘写文章是为了去哪儿发表’之类的话。”王肃说。
赵康民的学术修养、为人品格对王肃影响很大。回到西安后，王肃一直在从事文物研究工作。对他而言，赵康民亦师亦友，两人维系着多年的师生情谊。直到赵康民离世前，王肃每个月几乎来临潼两次，与他来往。
提起赵康民，临潼区博物馆陈列部负责人梁方也难掩敬仰之情。对于她和同事来说，赵康民从事文博考古工作40余年，始终牵挂着博物馆。即使退休了，赵康民也没有真正退出工作。梁方称，赵康民退休后，馆里的同事们一直与他保持联系，向他请教业务上的工作。
“他的考古生涯充满丰功伟绩，秦俑的修复鉴定只是赵老所有功绩中的一部分，还有很多遗址是他发现的。”梁方说。据了解，赵康民不仅发现了兵马俑，还主持发掘了唐庆山寺舍利塔地宫、唐华清宫御汤遗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