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汉朝之后，中国陷入了两晋南北朝的动荡时期。永嘉之乱、八王之乱等一系列事件，使得北方陷入了长期的混乱与动荡。加之当时处于小冰期，南方相对更为适宜生活，粮食产量也更有保障。于是，大规模的“衣冠南渡”出现，北方的士族、工匠和农民纷纷南迁。他们不仅带来了先进的耕作技术，还促进了南方的开发。
南方凭借优越的自然条件，以及相对和平的环境，在不断吸纳北方人口和技术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这也为海上丝绸之路在唐宋时期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到了唐朝，海上丝绸之路迎来了重要的发展阶段。广州很早就成为了重要的通商口岸，来自南海的船只能够直接抵达。当时，广州港口的商船中，以波斯人、阿拉伯人为主。唐朝中后期，广州更是发展成为了大型贸易基地。
然而，随着贸易的发展，问题也随之出现。广州官员常常克扣外国商人钱财，即便商人将此事告到总督衙门，总督也不予理会。愤怒的外国人最终杀了总督。但与清朝面对类似事件时的“受辱”感受不同，唐朝将其视为管理问题。皇帝随即任命了一位更称职的清官前往广州，替换了之前行政能力差、无法有效管理属下的官员。同时，为了更好地处理与外国人相关的贸易事务，唐朝设立了市舶使（院），这一机构一直延续到宋朝，其目的之一便是增加官府税收收入。
征税行为实则是政府重视贸易的标志，与明朝的禁海令形成鲜明对比，禁海令下不征税意味着不承认贸易合法性。此外，唐朝政府还专门为外国人制定了法律。在外国人犯罪处理方面，基本原则是依据《唐律疏议》及相关国际惯例等，对于涉外案件进行合理裁决。到了宋代，《宋刑统》规定“蕃商相犯，徒以上罪，送开封府决断”，1080年颁行的《市舶条法》进一步细化为“蕃商与华人争，依宋律；蕃商自争，以其俗断”。外国人与中国人发生争执，依照宋朝法律执行，如果是外国人之间的问题，依照他们本国的法律执行。
02
唐宋时期，除广州外，福建的泉州、明州（今宁波）、秀州（今嘉兴）、松江（今上海），以及杭州（当时的临安）等港口也逐渐发展起来。宋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从北宋到南宋，宋朝疆域逐渐缩小，单纯依靠农业已无法满足财政需求，因此大力发展海上贸易。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中国海外贸易十分繁荣。
泉州成为仅次于广州的第二大港口，吸引了大量外国人。北宋朝廷对海外贸易的重视程度超乎想象。北伐失败后，北宋彻底放弃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想法，转而将国家资源向东南沿海倾斜。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朝廷派遣八名内侍带着诏书和金箔，前往海外各地劝说外商来中国贸易。这一举措的背景是北宋初年国内手工业，尤其是瓷器和丝绸业已十分发达，需要海外市场来获取利润。
公元965年，太祖乾德三年，始置市舶司于广州。其后太宗至道二年（996年），析福建路置福建市舶司于泉州。市舶司最初由地方管辖，后来直属中央，其地位得以提升。关税方面，朝廷实行“十抽一”政策，商人将十分之一的货物上交朝廷，换取出海许可证，该许可证证明已纳税款，承诺不重复征税，并赋予商人合法贸易的凭证。尽管官方组织贸易活动并严禁民间进行海外贸易，但因宋朝无力彻底执行禁令，民间贸易依然存在，这也使得宋朝对国外的了解比其他朝代更深入。
据赵汝适在公元1224-1227年担任提举期间记载，宋朝当时已知晓58个国家和47种特产。
03
在贸易商品方面，唐宋时期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宋朝时期，丝绸、纸张、瓷器和茶叶等工业产品成为主要出口商品，用于换取西域的珍禽异兽、东北森林的皮毛和中草药、东南沿海的香料，以及珍珠、玳瑁、珊瑚等海洋特产，还有象牙、犀牛角、琥珀和蓝宝石等奢侈品与原材料。
丝绸因轻便且附加值高，在陆上丝绸之路是主要出口商品；纸张的出口时间较为短暂，后来阿拉伯人改进造纸技术，使其更契合自身书写方式；茶叶的出口始于宋朝，但直到清朝才成为大宗商品；而宋朝出口最多的商品是瓷器。
随着高岭土的发现和高温技术（如1000多度高温）的提升，宋朝瓷器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白瓷、汝窑等各类瓷器涌现，这些瓷器强度比陶器高，价格也比欧洲的玻璃制品便宜。在海上运输中，瓷器还可充当压舱石，使运输更为便利，因此成为宋代出口贸易的大宗商品。马六甲海峡出土的11世纪中国瓷器和满剌加（今马六甲）苏丹国遗址发现的宋代铜钱，都是印度洋贸易网络的实物证据。
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对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文学创作方面，人们出海后接触到国外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些经历为文学作品增添了猎奇色彩，出现了许多充满奇幻元素的故事。同时，海上航行的高风险性也催生了宗教信仰文化，人们通过拜神祈求保佑，如福建莆田的妈祖信仰便是为祈求海上平安而兴起，并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播逐渐广泛传播。
然而，海上贸易也带来了一些管理上的问题。水手文化在海域中形成了独立体系，不受政府管辖，这引起了政府的不满，也是后来限制出海的原因之一。尽管如此，海上贸易的繁荣在植物、音乐、舞蹈和艺术等方面都给中国带来了诸多积极变化，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内涵。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经济的繁荣，还推动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不仅如此，海外的拓展也是的中国的造船技术从唐朝开始就有了巨大的突破。
到了宋朝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宋朝是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的一大高峰。到了元朝，更是加入了波斯、阿拉伯的造船技术，达到了第二个高峰，之后就陷入了停滞。
就像郭建龙在《丝绸之路：当古代中古欧遭遇世界》中讲到：明成祖时期虽然造出了如此庞大的航船和舰队，却只不过利用了元朝的现成技术，没有任何改进。但此后，出于政治、经济、安全等多方面因素考量，明朝开始推行禁海令，严格限制民间海外贸易，官方贸易也逐渐式微。明朝的禁海导致造船技术发展近乎停滞，航海活动大幅减少，文化交流也随之受限。曾经频繁往来的中外商船逐渐消失，多元文化交融的盛景不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