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类集体与个体而言，“文化记忆”具有文化建构、文化选择、文化创造、文化积累、文化传承、文化认同、文化凝聚、文化启迪、文化宣示、文化权力等多种作用。可以说，离开“文化记忆”，人类将失去走向未来的根本条件。
在“文化记忆”的形成过程中，“石刻”是一种极其重要的载体与符号系统。原因大体如下：
第一，在人类的文化创造历史中，与石头的关系最为遥远而深刻。早在300多万年前，石器已经产生，人类通过对自然界石质原料的选择和加工，形成了最早的开发自然以求生存的工具系统，此后的“石器时代”竟然延续到不足一万年前的青铜时代。可以说，地球上迄今没有任何一种材料像石头那样伴随人类走过数百万年的成长和演化历程，地球上也没有任何一种动物像人类那样对石头的质地、性能、作用、加工方法及其“不朽”的特性等有那么深刻的了解，这从“旧石器”到“细石器”再到“新石器”的加工技术缓慢演进和总体进步律上可以获得证据。
第二，“石刻”帮助人们建立了最古老的“文化记忆”。人类主动地去创造精神性的“文化记忆”是人类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而考古学家目前发现的人类最古老的“文化记忆”符号就是5万年前左右诞生的“岩画”。岩画，就是古人以石器作为工具在洞穴内、崖棚或岩壁上刻画、描绘以“记录”他们的祭祀行为或者生产方式、生活内容。有学者认为，岩画是人类文字发明之前的独特的“文献”材料，为此，研究数万年前的岩画成为我们今天了解旧石器时代人类物质与精神生活状态的重要学术领域，即史前人类运用石质工具在石壁上创作的“岩画”类石刻，实际上成为人类远古时代“文化记忆”的宝贵见证。
第三，文字发明之后，人类进步到从“图画记忆”到“文字记忆”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人类又以若干万年以来形成的对石头性能的深刻理解，把文字镌刻到石头上以求“绵绵日月，与金石存”，创造出碑刻、摩崖等新的“文化记忆”形态，只不过在国家文明产生的早期，这种碑刻类的“文化记忆”都为统治者所拥有。如我国发现的大约为春秋时代前后的《石鼓文》，被认为是颂扬秦国统治者功德的遗物；秦始皇东巡时留下的《峄山刻石》等九处刻石也都属于为帝王的“纪功”之作。
第四，随着文字的普及和社会的进步，石刻作为“文化记忆”的功能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模仿。如我国从东汉时代开始，石刻的功能逐渐从帝王碑碣、摩崖等扩充到社会诸多成员使用的石阙、纪事、石经、墓志、地莂等方面，魏晋以后，又向神道、塔铭、经幢、造像、水文、界至、宗祠、养生、诗文、楹联、药典、题名、记人、书艺、地图、法帖等领域拓展，体例多样，垂示无穷，传承有序，终成巨流。
第五，随着石刻作品的持续增加和“文化记忆”功能价值的不断呈现，于是，载录、保存、研究、利用各类石刻遗产的专门知识群体和学术活动自然涌现，此即北宋时代成熟的“金石学”及其学者群，相关著作如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洪适《隶释》等传世久远。北宋之后，其学虽有盛衰之变，但是延绵不绝，至清代名家辈出，如王昶积五十年精力成一百六十卷《金石萃编》，收碑刻一千五百余通；至民国，著名学者罗尔纲先生于1934年整理清代学者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拓片竟达一万多种，内容堪称宏富；及至当代，每年考古出土墓志等石刻类文物更是琳琅满目，难以计数。
第六，石刻作为具有“文化记忆”特性的传统文化创造方式，迄今仍在发挥作用。至于历代碑刻，或见于金石书目载录而供研读，或存于地表而成珍贵文物以供观赏，或出土于地下而供考古文博机构收藏。无论是历史性创造，还是现代人创作，石刻均是历史最为久远也最为深沉的文化“记忆场”，它凝聚着人类、国家与民族的群体记忆、地域记忆、社区记忆、个人记忆等种种“记忆”，使生活在当代或未来的人们能够通过它保持相应的“文化记忆”和文化归属感。从这个意义上说，石刻的“文化记忆”之作用既是最古老的，也是最年轻的，我们对它的内涵与价值认识也必然是伴随着历史的进程而逐步深入，永无止境。
